邓海建：我们的医德小鸟一样不回来

　　生活中，从镇上的、县里的、市里的医院到省城的医院，我都接触过，除了医护人员的差异、硬件的区别，在一应的“把病人当亲人”条幅下都是一律冷漠而傲慢的脸。3月11日《重庆商报》消息说：政协新闻出版组日前的一次小组讨论会上，原本不想发言的常城委员还是没忍住。两会前，他的百岁父亲因病去世。他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陪老人走完了人生最后的81天，81天的陪护经历，使这位曾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官员、走过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百感交集：护士要三番两次才能请动、应付检查监护室大乱、护理推给没经验的护工……

　　这还是发生在“熟人社会”规则下的故事：委员的身份、三甲的牌号，都没能唤醒医德的回光返照，更不要说撤换成农民工的地位、一般

　　眼下都在讲医疗资源、都在积极调和医患关系，似乎二者因果使然，但悖论很明显：一是自古“医者父母心”的那些人，甚至连安身立命的所在都没有，得到的社会敬仰不比当下的专家少，民心指数有案可稽，一个微笑、一种心态到底和现代医疗资源存在怎样的比例关系呢？二是医患危机逻辑上是双方的问题，但仔细考量一下就发现，在时下新闻里的医生学着说“谢谢”之前，患者不仅感激涕零、更以血汗钱送出“大礼包”成全了医疗领域话语主导方心仪的“潜规则”，“医患危机”的背后不正是“医德危机”吗？加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法》固然可以刚性地、量化地解决部分问题，但是拯救不了在不正常利益驱动下渐次消弭的职业信仰。法律从来不是归置社会关系的万金油，面对那些白衣下的黑脸、天使牌贪婪，法律不是鞭长莫及就是有心无力。

　　《黄帝内经》言：“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现在的部分医疗工作者，怕是要好好补补医德课了，也许，也是到了我们在制度和法律依赖之外反思我们的医护人员培养体制的时候了。常城委员说，“我向医护人员深深三鞠躬，为他们的努力和辛劳”，但81天的所见所闻所思还是让他泪流满面。其实，医德也是一种“药”，可以是济世神丹、也可以是剜心毒药。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给古代西方医生的开业立了一份传世誓词：“我要竭尽全力，采取我认为有利于病人的医疗措施，不能给病人带来痛苦与危害；我要清清白白地行医和生活……”我们现在就业的医务工作者，内心还有几成的职业信仰呢？但愿以后在翻阅到“医德”这个词汇的时候，我们不必总是想起白求恩、不必以“很久很久以前”的句式来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