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璠：七成知识分子处于过劳死边缘是错误概念

　　据《中国青年报》3月10日报道，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湖北省委主委姚凯伦3月9日对记者说，“中青年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的事例频频发生，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思考，关注中年知识分子的健康问题，已经刻不容缓。”姚凯伦委员提供的有关部门的专项调查显示：我国知识分子平均寿命为58岁，低于全国平均寿命10岁左右；北京中关村知识分子平均死亡年龄为53.34岁，比10年前提前了5.18岁；最近5年来，中国科学院所属的7个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的专家、教授共135人谢世，平均年龄53.3岁。姚委员为此呼吁，建立知识分子的健康管理体系。

　　知识分子面临压力是事实，尽管面临压力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委员呼吁重视和爱护、关心知识分子，适当减轻其工作压力，呼吁他们注意身体、加强锻炼、劳逸结合都是必要的，甚至建立健康管理体系也可以考虑。但是姚委员引用的材料确是极端错误的。

　　首先，关于知识分子的准确定义是什么？是按受教育年限，还是按学历，还是按技术职称？按照不同的标志判断，具体的界限在哪儿？做为一个没有准确边界的概念，按受教育年限、学历或技术职称确定的群体，只能代表一个特定的群体，如有高级职称的人员、博士或硕士等等，而不能冠之以“我国知识分子”或“北京知识分子”的称谓。在姚委员所提的调查结果发表时，并没有看到调查者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即使有，不仅应该随报告广而告之，且这个定义也只能作为这次调查的口径，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和可比性，也不能推而广之。

　　更为重要的是，姚委员提到的显然不是一种全面调查，因为我和我周围的许多硕士以上学历、高级职称的人员都没有接受过这样的调查。如果是抽样调查，一共抽取了多少样本？总体的规模、样本的总量、样本量占总体的比重，都需要认真地把握和精确地测算。总体规模越大，抽样的必要性也越大，样本量也应该越大；总体不变，样本的比例越大，代表性也越大。统计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针对一个分布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数千万人乃至数以亿计人的群体，一个几十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几百人或几千人的群体，都是一个微量元素。如果要代表“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在全国各地抽取样本，且样本量至少数以百万计。我国多年来根本没有做过这样的调查。姚委员引用的中关村或中科院的数据，都是只调查了去世的，忽略了大量在世的。这种典型调查不具有推算总体的功能，只能用于研究一些特定目的的问题。

　　全面的人口普查和人口繁衍的基本规律告诉我们，把13亿人口或1500万人口做为一个总体，以受教育程度为标志分组的各个群体，都不可能比总体水平“少活10年”。代表委员在分析问题、得出结论时，一定要以一种科学的态度来指导和处理，防止以偏概全，防止误判和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