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明：擅长同媒体打交道是官员的基本功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　　

　　对待媒体与公众批评还是那句老话，良药苦口利于病。但是，两者的批评是不同的，媒体应客观、公正、全面，能引导公众——

　　新闻发言人的主要职能是传道。道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家之声，政府之声。当然不是照本宣科式的诵读，那样选播音员做新闻发言人最合适。发言人的传道，是将政府之策烂熟于心，通过自我消化转化成媒体愿意听、大众听得懂的语言。传道的另一层含义是提升理念。一般说，政府的决策应充分反映民心，代表民意。发言人在解释这些政策时，不仅要说干什么，怎么干，还要说清讲透为什么这样干，从而达到提升理念的作用。

　　做一个好的新闻发言人并不容易。看发言人在台前从容淡定，问答有度，谈笑自如，风光无限。殊不知幕后的劳动有多么劳筋累骨，甚至伤心费神。比如，一场发布会仅仅从主题的确定到具体实施，要经过从策划、组织、协调、审批到最后确定、请出场人及准备发言若干阶段，其间也许会生出许多节外之枝！再如，安排部门领导接受采访或制作节目，其幕后的组织协调及文案工作非一个难字了得！

　　发言人的特质，决定了你时刻处于“风口浪尖”，你必须有良好的综合素质和心理承受力。说好了应当，说不好不应当，说错了当罚。不说不行，说多了不行。说不好不行，该说没说还不行，不该说乱说更不行！人说林子大什么鸟都有，面对曲解、不解、误解甚至素质低下的攻击谩骂，新闻发言人要承受得起。

　　目前，新闻发言人的工作机制与环境土壤远非成熟美好。发言人和发言人制度在国外发达国家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在我国兴旺起来毕竟只有几年。尽管党的文件、政府文件三令五申，但经好更需一批念好经的“和尚”啊，且莫说“和尚”本身，就是给这些“和尚”搭建庙宇送香火再让人们相信，都尚需时日！笔者智力尚未低下到期待像保护

大熊猫一样保护，而是期待人们像保护珍贵品种、稀有动物一样保护刚刚破土成长的新闻发布制度和新闻发言人，用心良苦，却惨遭非议。

　　实事求是地讲，当前的中国教育，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教育部也因此面对诸多批评。但媒体和公众应该明白一点，不是所有问题都是教育部能够解决的，教育部门只是诸多环节中的一环。成绩与问题都是客观存在，不会因为舆论说与不说而有无。看成绩与问题如同看风景，角度不同，视点不一，结论也当然不尽相同。我认为，媒体与公众的批评内容、语言与把握程度不应一致。媒体应高于公众。媒体应客观公正，应把握全局，应立足全面，应实事求是，应有理论深度、政策高度、和待人厚度，因为媒体人都是文化人，对文化人的这种要求当不为过。对公众则在上述要求之前加二字“尽量”，因为公众层面之广泛，之多样，之差异都是很难强求的，但有一条则应做到，就是批评不能谩骂诬辱，也不能粗言俗语。

　　政府不是不接受媒体的批评监督，但更希望监督点名具姓，真人真事以便于查处；希望监督就事论事，轻易不要以偏概全，更不要就一二事否定整体；希望媒体监督利于推动工作，不要泄愤消仇，图一己之快；希望媒体监督

政策法规贯彻落实情况，不要个案爆炒。说实话，教育部对舆论监督和媒体运作还是非常重视的。我先后服务过两位部长——陈至立和周济，都非常重视同媒体的交流和沟通。我们每两年一次的优秀教育新闻评选，至少三分之一以上的作品是舆论监督内容。

　　说到舆论监督，还有一点必须提及，舆论监督内容应该基本真实。以2006年为例，我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澄清的不实监督报道就有10多条，或纯属子虚乌有，或基本事实不清，或数字有误，或夸大其词。不实报道带来的误导和负面影响，很难马上扭转。因此愿以真实提醒媒体。

　　尽管当前我国的媒体环境并不完美，尽管在变化的社会转型期，功利和实用成为普遍追求，我也因为不够“圆滑”而身陷被动，但我依然相信坦诚是理解的基石。记得央视记者柴静一次采访后，我忽然“圆滑”地反复叮嘱她这不是正式采访啊，千万不要公开发表啊等等，她一句话令我羞惭，“旭明，你要相信我的职业素养和职业精神。”由此，我宁愿做一个“麦田守望者”。

　　新闻发言人在政府与公众之间架起一座桥，当然我的梦想是金桥。政府的决策通过桥更广泛、更全面、更普及到公众中去。政务公开，政策透明，打造服务性政府，推进政治民主，新闻发言人当为题中之义，断不可缺。

　　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官媒是两种工作体系，两种运转方式，两种语言形态，两种人生境界。理解对方，首先应从理解对方的独有特征开始。作为官方，要全方位、换角度、多形式地理解媒体的工作特征，应尽力全面及时有效地提供充足的信息源；作为媒体，同样要学习、理解、掌握政府工作方式、思维习惯与语言风格。善于与官员打交道是一名好记者的标志之一，同样，善于与记者打交道也应是一名好官员的标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