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实名制不是行政伟哥

　　文/朱大可

　　最需要推行实名制的地带，不是广大平民的生活广场，而是滋养官员腐败的奢华温室

　　“实名制”正在成为中国行政管理的伟哥。目前已经实施实名制的领域，不仅包括国际通行的航空旅行和银行开户，还扩展到旅馆住宿登记、电话座机安装入网和网吧上网等等，其实名范围远远超过了西方世界。不仅如此，2006年以来，这场“实名制”浪潮还愈演愈烈，涉及的人口也日益庞大，形成中国式社会管制的重大特色。

　　手机入网实名制，乃是新实名制浪潮的第一波。信产部要求移动通讯运营商实行手机号码的实名制登记制度，即购买SIM卡须出示有效身份证，其理由是杜绝垃圾邮件和手机欺诈。但我们观察到的事实是，那些已经推行实名制的城市，并未有效地制止手机犯罪。与此相反，手机用户的隐私权，却被迫面对被冒犯的巨大风险。

　　此后，公安部又要求逐步建立自行车购销实名制，藉此遏制经久不衰的自行车偷盗狂潮。但已经有人撰文指出，此举跟以前的“钢印制”在逻辑上如出一辙。既然钢印作为自行车的坚硬“身份”都不能阻止盗窃之风，那么，在假证猖獗的社会里，自行车实名制又岂能令窃贼生畏？

　　无独有偶，今年春运期间，有人开始力倡火车票实名制，以此救治铁路犯罪的痼疾，厦门火车站甚至率先作了这种实验，据说票贩子对此深感头疼。但对庞大的火车乘客群作身份证登记和查验，势必导致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的剧增，严重拖累政府部门和乘客，给濒于崩溃的春运雪上加霜。

　　在数码信息领域，

清华大学一位教授早在2003年就曾倡议互联网实名制，遭到网民的迎头痛击。2006年，有关部门又开始谋划“博客实名制”的出台，个别网站(如大旗网和博通社)也已开始实验这类实名方案。这种博客实名制一旦成功，势必要推广到论坛、网游等整个互联网领域，从而以分片蚕食的方式，完成国家主义学者的宏大理想。而互联网的实名化，则意味着“实名制”将成为中国公共管理的基本支架。

　　在民众道德自律能力发育不全的情况下，作为一种万金油的技术手段，实名制有助于催促身份主体节制自己的言行，以免破坏道德—法律底线。在这个意义上，实名制的本质就是“实德制”，它企图通过唤醒人的法律和道德意识，阻遏谩骂、诽谤等互联网暴力以及各类社会犯罪。但这种治标不治本的管制技术，只能向民众转嫁行政压力，迫使后者面对繁缛的查验手续，浪费大量人力资源成本；不仅如此，实名制还逼使民众出卖自身隐私权的核心部分，由此为人权的侵害打开了堂而皇之的大门。许多新闻报道证实，上述担忧并非空穴来风。这种双刃剑效应，就是“实名制伟哥”的最大特征。

　　中国社会存在着滥用实名制的巨大危险。按现有实名化的狂热态势，若干年后，民众商场购物、

医院就诊、购买车船票，甚至餐馆就餐、进入澡堂和娱乐场所、汽车加油、公路收费站缴费，都可能会以实名进行，由此打造出一个毫无隐私权的反面乌托邦。难以想象的是，有朝一日，民众的每一次出行，都要被迫面对指纹、虹膜或DNA的严厉查验。然而这些科技时代的“社会口令”，只能识别人的外部身份，却无法触摸和改造人的内在思想。技术手段根本不能代替道德教育和司法监管，更不应为限定人的自由提供借口。确认公民的身份，不是公共管理的主要路径。

　　我们被告知，已经有不少城市建立了以数十万个摄像头为基本单位的监控体系。这种“实像制”跟“实名制”结盟之后，把监管民众的公权力扩张到了顶点。民众的名字的确已被坐实，但社会道德却仍是一个巨大的虚空，更重要的是，人民的权利也远未达到坐实的程度。在大肆推行实名制的同时，若不能及时确立“实权制”，颁发和实施《个人信息保护法》，捍卫个人隐私、思想表达和言论自由等宪法权利，那么，中国社会就会被引向滥用公权力的行政暗区。

　　为建立有效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政协委员崔琳向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提交提案,建言推行公务用餐费用公示制和实名制,让公务招待事务接受行政

审计和民众监督。在我看来，在所有实名制的言论中，唯有这个提议真正表述了民众的意志。最需要推行实名制的地带，不是广大平民的生活广场，而是滋养官员腐败的奢华温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