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刚：大学行政化妨碍追求真理独立性

　　◎本报评论员 吴志刚

　　【新闻由头】据报道，中国人民大学张鸣教授因与一位学院领导“冲突”而可能被迫离开学校，此事再次引发人们对大学管理行政化问题的关注。北京大学教授温儒敏称，“大学就是大学，没有什么副部级大学、正厅级大学。” (《新京报》消息)

　　大学在人类的发展史上，曾经是精神追求的“象牙塔”和真理的滥觞，但当她和行政级别挂钩后，大学就成了一个标准的官场。

　　正厅级校长、正处级系主任、实验室主任可能是正科级……现在的大学校园简直就是一个微缩的社会。我国大学长期以来一直以政府行政约束为主导，经费来源、专业设置、招生计划等等保持大学正常运转的各种资源，一律由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控制。其中最关键的校长任免，也完全由行政作主。这种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导致大学组织行政化，缺乏竞争和激励机制，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效益低下的局面长期难以解决。

　　大学行政化最致命的缺陷还不是行政效率的问题，而是大学失去追求真理的独立性。

　　大学之精义在于独立地追求真理，当大学处于追求真理的权威地位时，也是大学最有能力抵御外界控制与压力之时。但可惜的是，今天中国大学的“领导”也有行政级别，也属“官场人物”，必须按官场规则行事，这就使大学无法真正独立，这也对大学精神的造成了极大损害。

　　由于大学行政的行政属性，校长们希望借助扩招、合并等扩大办学规模，提高行政级别。两会期间，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邵鸿就介绍说，一些大学扩展过快，造成负债累累，学校每年的收入仅够付息，只好采取用新贷款偿还旧贷款的办法维持债务，陷入“扩招—贷款—再扩招”恶性循环。 另一方面，因为大学是地方政府的行政附属品，所以“高等教育大众化”、“毛入学率”、“万人大学”不可避免地成了地方政府夸耀的政绩。

　　我们一方面高呼“与国际接轨”，但在大学这最关键的人才培养模式上却裹足不前。比如英国名校诺丁汉大学可以面向全球选择校长，结果曾任

复旦大学校长的杨福家入选。英国人讲究的是才干，根本没有可能考虑校长的级别是否“门当户对”。而杨福家校长，对我国大学的行政化也是痛心疾首。

　　实际上，国外名校校长也不是“官”，而是为教授们做好后勤服务的公共管理者，像中国人民大学张鸣教授因与一位学院领导“冲突”而可能被迫离开学校的事例很难发生。真理屈服于级别，这简直不可想象。

　　从某种意义上，任何一所大学的精神都由其教授来代表。大学教授作用的充分发挥，是决定大学生存与发展的本质因素。斯坦福大学校长卡斯帕尔就说，我有50%的时间都在听取教授的意见。

　　笔者认为，大学作为培养高级人才的机构，许多事务都与学术息息相关，应该由专门的学术机构进行管理。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教授评议会为学校最高学术管理机构。其实，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早在1917年就在

北京大学采用了教授会(当时名为评议会)制度，当时由北大教授和各科学长组成的评议会是学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

　　纠正大学的行政化，给教授会(或学术委员会)以学校重大问题的决策权，应该是今后我国大学管理改革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