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文化申遗也该有回避制度

　　本报评论员 大风

　　“人之初，性本善……”一提起《三字经》，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但它的作者是谁却一直都没有定论，不过学术界普遍认为《三字经》的作者是浙江省鄞州籍的南宋大学者王应麟。但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员陈忠烈和顺德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健明，认为南宋末年的佛山人区适子才是《三字经》的作者。不仅如此，顺德方面已经决定将《三字经》作为本地的文化项目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现代金报》3月20日)。

　　文化申遗之争是面子之争，地方文化历史面貌真相之争，说到底也是利益之争——混合着对经济利益的期待、以及财富膨胀之后的文化优越情结。当毫不起眼的《三字经》也未能免于文化申遗之争时，你就该嗅出遍布全国的文化遗产归属地争夺战的火药味有多浓了。以局外人的眼光看，《三字经》的作者到底是浙江鄞州人，还是广东顺德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避免出现这种各说各有理的申遗乱象。

　　之所以会出现某地一有文化申遗必有其他地区“挤入”的局面，原因很简单，文化遗产历史太久远，一但追根溯源，难免就会陷入沼泽密布的上古云梦泽里，无法自拔起来。各地县志传说典籍即使有，也常常有以讹传讹的嫌疑。更有甚者，对文化遗产临时紧急动员，望文生义，编造典故，即使张冠李戴也在所不惜，全无半点敬畏文化之心。

　　有一个现象很耐人寻味：学者在文化申遗行动中的站队：必然是甲地的学者力证某遗产应该归属甲地，乙地的学者力证某遗产应该归属乙地——从未见过相反的情形出现。《三字经》申遗也是如此。我们的文化传统也不能容忍一个吃里扒外的学者存在，倘甲地学者为乙地文化奔波有被称为“甲奸”的风险。所以，地方学者在有意无意地扮演着输送理论火药、扩大战火的角色。凡此种种，终使文化申遗成为一场闹剧，当局者乐在闹中，旁观者怒在心底。

　　要解决这种乱象，最好的办法是实行申遗回避制度。凡属于有争议的文化申遗当地学者回避，有关部门不采纳文化申遗地学者的主张，采信第三方学者的观点。若暂时无第三方研究成果，采取搁置待议态度，同时，组织并委托第三方进行相关研究。必须看到，由于“地方病”作怪，一些地域观念强烈的学者做学问态度非常不严谨，大量生产垃圾学术成果，比如有所谓学者竟然研究出孙悟空弟弟姓什名谁仙乡何处，怡笑大方。更可怕的是，假以时日，这些怪论又将以论据的面貌出现，产生出源源不断地垃圾学术成果，扰乱视听，祸害文化的正常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