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好判决书既要通俗，更要说理透彻

    新京报社论

　　近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召开裁判文书通俗化研讨会，成立判决书校核室，聘请8位各大出版社的高级校对，对判决书文字及其通俗程度进行把关。(3月21日《北京青年报》)

　　此举以司法便民为初衷，反映法院已较好地体察到民众置身诉讼时某些“公正焦虑”，并力图改善之。然而，判决书沦为遭媒体质疑的“天书”，恐怕其中的问题，不仅在遣词造句，更在内容逻辑。

　　司法审判无非是在查明争议事实的基础上，根据相关法律做出裁判。表面看来，“事实———法律———裁决”三者似乎足以构成判决书主体。其实不然。在事实与法律的各自内部，以及“事实———法律———裁决”彼此之间，还存在着意义深远的辨析、推论、冲突与导引。如果缺少这些连接点和支撑，在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认定事实与法律依据之间，在备选法律和引述法律之间，将横亘一条巨大的逻辑鸿沟，使判决书貌似纯粹、宏大而严谨的“事实———法律———裁决”表述体系，将从内部陷于支离破碎和传递瘫痪。至于判决书不易看懂、说服力差、司法信息不对称等现象，则不过是这种内部逻辑鸿沟通常对外显现为语意断层罢了。

　　我国现行判决书的通行写法正是“三大段”：先详述当事人诉讼请求，再概述法院认定事实，最后简述法律条文并下判决，在文字篇幅比例上，各部分往往呈递减之势。当事人手拿判决书，虽然一字一句读得懂，但要整体理解起来，心中那块“逻辑的石头永远落不了地”。

　　比如：既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法官为何如此取舍就断定了事实？代理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某条意见很有道理，判决书中为何根本未提，是法庭不予采信还是法官压根没听到？合同法和消法对此都有规定，判决书为何依据前者而不考虑后者？别说常人，就是满腹经纶的国学家抑或通晓律条的法学家作为当事人，也要悬疑不解，关“用语不够白话”何干？

　　在普通法世界中，能写一手好判词实在是法官的硬功夫。从雷德到丹宁勋爵，著名法官们有一个共同特点：经典判词如辉煌路标成就了他们司法生涯的盛名，但其真正赢得当事人与法律界认可的地方，并不在于用语通俗，而是说理透彻，鞭辟入里，以强大的逻辑、完整的分析、精细的辨别，明明白白告诉当事人：为何如此认定事实、何以适用此条法则，甚至连其本人的分析方法、思维困惑乃至如何迷途知返，都写得清清楚楚，为此不惜借用拉丁古语。在他们看来，当通俗笼统与准确严谨发生冲突时，后者的意义无疑更为重要，而这正是当事人想要的。

　　此外，从出版社聘请高级校对审校判决书的做法，似也存疑。审校裁判文书应是法庭书记员的分内之责，一旦生效裁决书出现笔误，相关人员要依法负责，而兼职校对者不在法定岗位，如何担此重责？更重要的是：一则判决书在公布前应属司法秘密，即使下判决后，其内容也可能涉及个人隐私，法律禁止任何案外人知情，专业校对者也不能私窥其内容；二则某些确实无法通俗化处理的法律名词，恐怕还得有劳承办法官与专业校对者仔细磋商后再行定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