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民良：服务业放宽准入比提高价格更合理

　　作者：周民良

　　放宽准入是比提高价格更为合理的模式。多年来的市场化实践，使得各类企业应该懂得要更多地依赖市场而不是依赖政府求得发展空间，现有企业早就应该对市场竞争有所准备。

　　国务院近日下发的《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要深化电信、铁路、民航等服务行业改革，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推进国有资产重组，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这表明我国在破除市场垄断、提高竞争效率的体制改革中迈出了新的一步。（中国政府网3月27日）

　　垄断造成社会福利损失

　　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垄断对经济效率有害无益。为了获取更大限度的利润，垄断企业凭借在市场上的支配地位，实行价格歧视，会使产量和质量达不到社会最优水平，造成明显的社会福利损失。

　　在我国，由于服务业领域中的基础产业带有自然垄断的特点，这些行业带有投资规模巨大、投资沉淀明显、设备的专用性突出等特点，在市场力量不够强大时，采取国家投资企业经营的模式有其合理性。但这并不构成限制准入的理由。

　　首先，准入限制或者禁止导致基础产业的供给不能满足社会要求。以铁路部门来说，尽管近年来建设速度加快，但是依然满足不了国民经济的需求，特别是铁路建设资金的供给与需求存在着较大缺口。预计到2020年，铁路建设总投资要达到2万亿元，仅仅靠铁路建设基金和银行贷款显然难以满足要求，而限制准入则导致资本流动不畅，约束了铁路行业的发展。

　　其次，垄断高价影响民生。

　　以电信业来说，在国内打国际长途高昂的通话费用，导致呼出国际长途业务的萎缩，而由国外打向国内的长途电话费用相对廉价，导致呼入业务繁荣。结果是，中国的民众以低收入水平付出高于发达国家民众的通话费用。

　　而且在这种价格结构中，发达国家的通信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并获得正常利润，中国的国际通信资源闲置严重。

　　最后，垄断影响服务质量。由于垄断可使企业获得足够的利润，企业因而缺乏改善效率的激励与压力，各类运输方式中存在误点、服务质量不高、服务价格昂贵等现象，一直为社会大众所不满。

　　放宽准入比提高价格更为合理

　　基于电信、铁路、民航等基础产业对其他产业的支持作用，经济学家称之为“先行产业”。这些基础产业的优先发展，会对国民经济起到支撑作用；而这些产业的发展滞后，会制约国民经济中诸多产业的发展。事实上，在加快服务业范围内基础产业的发展上，存在着普遍的社会共识，而且发展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一种方式是提高价格。在不改变市场竞争格局的情况下，通过提高基础产业的产品价格，可以使相关企业以垄断地位获得更丰厚的垄断利润，企业再将利润部分投入扩大再生产，就可以形成自我循环发展的趋势。但这种提价式发展的模式并不能提高效率，而且有损社会公平。

　　一方面，垄断行业在提价的过程中也大幅度增加开支和收入，结果形成了许多不合理的花费，行业员工的收入也远超社会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垄断行业的利润增加是由社会大众的更多付出获取的，企业缺乏在竞争压力下改善效率的冲动，反而产生强烈的提价式路径依赖。

　　另一种方式就是放宽市场准入。因为只有市场的充分竞争，才是改善基础产业供给水平与供给效率的有效方式。放宽市场准入，可以广泛吸收社会资本，打破基础产业发展的资本瓶颈限制；可以建立起优胜劣汰机制，形成“有竞争力的资本”对“无竞争力的资本”剔除的市场选择机制；可以在市场上形成相对合理的竞争性价格，减少价格的不合理上涨；可以促使企业更多地关注技术进步和加强管理，减少在价格上寻租、设租的腐败机会。

　　由此可见，放宽准入是比提高价格更为合理的模式。具体地说，由于社会资本的充分供给，放宽准入可以使更多的资本进入垄断行业；由于技术进步的加快，过去被视为进入障碍的规模性投资约束大大减低，以前难以设想的市场竞争变得易于实现。多年来的市场化实践，使得各类企业应该懂得要更多地依赖市场而不是依赖政府求得发展空间，现有企业早就应该对市场竞争有所准备。

　　放宽准入还需要配套性措施

　　国务院关于放宽电信、铁路、民航等行业市场准入的改革政策，标志着上述基础产业领域发展的新转折与新机遇，但要通过一系列的配套性政策的完善来得以实现。

　　首先，应该加强电信、铁路、民航等领域政企分开的改革步伐。

　　政府职能与企业职能分开，是基础产业改革的必然要求，这就需要政府从企业中退出，还原到促进行业发展的政策制定、一视同仁的市场规则设置和完善行业竞争的市场监管等方面，政府不应直接参与企业竞争优胜劣汰的选择，不应存在明显的政策倾斜与偏向。

　　其次，要加强对国有资本的运营监管。应该尽快明确对各类基础性产业国有资本的监管部门，明确监管职能与监管责任，防范改革中国有资产的非正常流失。还要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在改革中促进企业内部的管理制衡。

　　再次，要及时发布充分的市场信息，以引导社会资本的有序进入。必须出台相关的配套性政策尤其是注意发布市场信息，为社会资本的进入提供“入口处”和“线路图”，对社会资本的进入加以引导和保护，以维护资本的安全性与正常赢利的要求。

　　最后，要尽快完善与出台《反垄断法》，以法律维护社会资本进入基础性行业的权利，以法律对市场上的垄断行为、垄断势力与垄断要求加以约束和限制。

　　□周民良（中国社科院工经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