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季平：应排除严惩腐败中的舆论障碍

    作者：李季平

　　4月2日，《瞭望》周刊一篇“惩治腐败单纯强调法制惩戒不一定奏效”的文章，被各大主流媒体安排在显著位置转发。虽然该文论点是相对于建立反腐制度而言，但这样的表述，还是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另一种解读———对那些触犯法律的腐败行为，难道依法严惩不应该吗？如果说“强调法制惩戒不一定奏效”，难道目前还有什么比法制惩戒更可靠、更有效的途径和方式值得强调吗？

　　众所周知，当今社会公众广泛关注的热点，腐败与教育、住房、医疗等民生问题，近年来一直排在前列。加大反腐力度，严惩腐败分子，是广大公众最强烈的社会表达。可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些舆论上的障碍，往往令人们感到疑惑。

　　比如，有论者称：在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腐败行为都难以避免；也有人将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腐败程度与某些发达国家同样经济水平历史同期做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腐败程度要低的多；还有司法界的

　　如果我们对严惩腐败的行为进行分析，从“人”的因素讲，可以分为制度制约、道德约束、法律制裁这样三个方面。“制度”是控制和减少腐败发生的机会；“道德”是对腐败欲望的自我调节。当两道“闸门”都失去作用时，对于已经发生的腐败行为，就必须依法严惩。但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实际的“惩处”结果往往是对腐败行为的宽容，使法律失去了对腐败的震慑作用。应当承认，这一点也是腐败不断蔓延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严惩腐败”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看到一个非常值得重视和思考的社会现实：面对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掌握着话语权的专家学者关注的重点是“预防体系”，是如何完善制度、改进体制；而少有话语权的广大普通公众，关注的重点则是“惩治结果”，是能否“依法严惩”。所以，每当一个贪污、受贿几百万、几千万元的贪官，被判处“死缓”时，往往舆论哗然。我认为，公众这种对待“严惩腐败”的社会心态是有道理的，因为对被查处的腐败分子依法严惩，是现实的，有法律依据的；而研究防腐制度、改进体制，毕竟是一个渐进过程，能否见效，尚需实践检验。

　　逻辑学原理告诉我们，“严惩腐败”是因为有“腐败行为”的发生。那么，怎样才能遏制腐败、从根源上解决腐败呢？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结束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讲：关键是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审批过多等问题。可以说，这是产生腐败的根源。对于行政审批过多与腐败发生的关系，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曾经撰文称，我国腐败造成的损失，80%与行政审批有关。我相信，张维迎的观点是有充分论证依据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审批与腐败的关系是多么密切。

　　必须看到，虽然腐败给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巨大损失，也完全与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宗旨相背离，其症结也找到了。但是，要真正解决却是异常困难，因为无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还是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减少行政审批等，每个都是“硬骨头”，改革的每一步都涉及到权力阶层和既得利益阶层———权力阶层自己对自己改革很难入手，利益部门也不愿意轻易放弃长期形成的审批权利和寻租机会。

　　因此，从源头上建立预防腐败的制度和机制，还有很远的路要走，腐败发生的土壤和温床还依然存在，难以铲除。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只有对暴露的腐败分子，排除种种舆论障碍，依法严惩，决不姑息，才是现阶段最现实，最顺民心、合民意的反腐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