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行政复议案下降别忙偷着乐

　　本报评论员 大风

　　今年一季度，市政府共收到行政复议申请材料128件，受理38件，较去年同期呈大幅下降趋势。重庆仲裁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章建东分析，今年申请行政复议现象大幅下降，与我市各级行政机关去年开展的“执政为民、服务发展”学习整改活动有关。在决定受理的38件行政复议案件中，区县政府作为被申请人的有19件，共涉及11个区县政府，其中彭水县最多为6件。(《重庆晚报》4月15日)

　　我市有40个县区，只有11个区县政府成了行政复议的被申请人，其余29个县区大概有官员要偷着乐了。其实，如果你真正懂得了行政复议的意义和作用，就不会简单地认为针对区县政府的行政复议案越少越好了。

　　在中国入世之前就有人预测过：下一步，中国将会进入一个纷争频繁、诉讼爆炸的年代，这既是转型社会的特征，也是社会各方利益诉求碰撞的必然，还是公众公民意识觉醒跟政府职能转变的互动结果。在中国，对于官民纠纷，民间流行的解决方式有两种——第一是上访，这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矛盾疏导解决机制；第二是行政诉讼，即我们所说的“民告官”。这两种方式，不但耗费了当事人大量的时间、财力和精力，而且消耗了宝贵的司法资源。从减轻公众负担，缓解司法压力的角度出发，提供一种以行政救济手段解决争议的机制，可以比前两种途径更为方面、迅速和经济——这就是行政复议的存在价值。

　　行政复议在行政诉讼之外，又开拓了一条“民告官”的渠道：请复议机关为自己主持公道。行政复议事项包括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扩展、资源权属、征地拆迁、

　　我们可以作如下假设：某县区出现了一起发生在政府和公民之间的行政纠纷，要解决纠纷，只能走上面列举的三条路径——上访、行政诉讼、行政复议。行政复议是矛盾化解机制的最后一道警戒线，如果行政复议机制失灵，必然会导致一些极端行为的出现，反过来又对行政复议制度形成冲击。其结果是进入制度渠道虚置、非制度渠道膨胀的恶性循环。这就是为什么说行政复议案件少了未必是好事的原因。

　　任何一种制度，都面临规范完善的问题。在规范行政复议制度的过程中，起推动作用的，是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案例。我们只能从那些具体的案例中，去发现制度的弊病并以此向公众示范，在官民之间形成共识进而完善之。在这一前提下，有关部门希望压缩案子受理数量的做法并不可取。去年第七届全国行政复议协作会议上，国务院法制办行政复议司负责人就曾指出，一部分行政纠纷游离于法定渠道之外，70%未经过行政复议的行政纠纷直接进入了行政诉讼，这是行政复议能力偏弱的重要标志。同样，我们也应警惕：在我市是否存在一些行政纠纷因未及时受理而升级为行政诉讼甚至上访事件的案例？ 如有，当及早补漏，以使行政复议这一矛盾调节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惊闻易中天再次体力不支

　　郝军志

　　15日，在上海举行的新书签售会上，尽管易中天用了6个小时签出了8000多本《品三国》(下)，刷新了刚在北京创下的7280本的个人纪录，但是易中天最终“神情恍惚，字不成形”，因体力不支而退场。(东方网4月16日)

　　易中天这种“舍身为人”的“意志力”让到场的“乙醚”(易迷)狠狠地感动了一把。在学术大众化的争论中，央视《百家讲坛》在不知不觉中成就了易中天这样的学者。就是在这种学术大众化的道路上，注定了要以各种方式与手段，来吸引大众眼球。最终在大众的目光中，名与利接踵而至，而学者的身份越来越模糊，逐渐变成了一个明星——这是学术大众化不期而至的结果，还是原本就热盼期待的目的？

　　用易中天自己的话说，“只有有了足够的收入以后，我才能保证我精神和人格上的独立。没有思想的独立，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可能成为社会的良知和良心。”诚哉斯言！但是，如何把握好度，如何保持对利与名惯性的警觉，如何在名利场中及时转身，这是在学术大众化并接着货币化的过程中，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必须考正视的问题。而易中天目恰恰在忽视或回避这个问题。

　　当学者明星化效应环绕在易中天等少数几个学者头上时，对其他学者来讲，这既是一种警示，也是一种不公。浮躁是学术的天敌，而不公则主要表现在一些利益的分配上。当一位集诸家之长的人在侃侃而谈中，引用诸多学者的观点时，有多少人能够记得那些学者？当易中天因签名售书累倒而让人感动的时候，那些在学术研究中长期保持清贫与寡名，甚至始终安贫乐道的人，有多少人为他们的意志力所感动？

　　三国还是三国，而易中天还是那个学者易中天吗？易中天老师，听说您还打算在上海颐养天年呢，岂能随便就倒在签名桌后呢？不管在急流中勇退还是猛进，都请保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