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考分第一面试落榜背后的制度性焦虑

　　作者：曹林

　　人们渴望改革和制度创新，在某些社会基础秩序的缺失下，却往往对革新有一种“担心被黑”的制度性焦虑，担心受到有关系、有权力者的排挤和暗算

　　全国人大代表、博士生导师王全杰的一篇博文《我考研分数第一，我却落了榜》，引起了社会关注：他的学生郭某在刚结束的考研中以392分的高分名列本专业榜首，没想到最终却等到一个面试被“刷”的通知。王代表怒斥“面试制度”：两小时的主观面试凭什么判断遥居第一名的人属高分低能者呢？有什么充分理由来否定她硬邦邦的第一名成绩？网络上掀起一片“其中必有黑幕”的讨伐之声。(4月18日《信息时报》)我想，这种事情没有被当作“素质考核佳话”来传颂，却成为引人关注的“公平丑闻”，原因在于当事者会用受害者身份、公众也会用“有病推定”的眼光来看这样的新闻。这种矛盾的态度表明：人们清醒地认识到种种弊端、渴望改革和制度创新，可在某些社会基础秩序的缺失下，人们往往对革新有一种“担心被黑”的制度性焦虑。

　　面试招生正是中国当下高考和研究生招考的改革方向之一，导师要招有研究能力的学生，完全可以在面试中“刷”掉自己认为高分低能的学生。可是，由于社会在公平性、透明度、法治化、规范性、诚信度等基础秩序上尚未完善，一些领域的权力未得到有效约束，导致许多初衷再好、设计再缜密、考核再科学的制度，都可能会在说情、找关系、递条子、塞票子中发生扭曲和变异。

　　“考分第一却落榜”事件中，人们其实并不排斥面试招生，而是对其后的基础秩序缺乏信任，总感觉其后必有黑手在操纵着，自己必然受到有关系、有权力者的排挤和暗算。

　　正因为此，公众即使对高考的应试弊端非常痛恨，可一旦有人想革全国统一高考模式的命时，就会遭到公众强烈的反对，“宁可损失几个钱钟书也要高考公平”的观念根深蒂固。公众容忍了一些“一刀切”的公共政策，因为越复杂的政策留下的漏洞越多，而越简单、越刚性的政策可钻的漏洞越小。

　　也正源于此，当一些新制度出台、新政策面世的时候，人们总会挑出许多毛病，这其实不完全是吹毛求疵，而是有漏洞的制度环境确实会使一种变革面临着腐败可能，这造成了“有病推定”的本能。权力受到制度约束当然是任何一个具体制度的基础秩序，但如果权力不受限制，就会成为任何一个制度的“木马程序”，从“后门”吞噬制度美好的设想，让制度初衷化为泡影。

　　这种焦虑还造成了人们在腐败问题上的“人格分裂”：一方面极端痛恨腐败、反感走后门，可另一方面，当自己参与某种利益分配时，又不得不托关系走后门送点礼———不送的话会觉得非常不安和焦虑，觉得“人家都送自己不送”当然会处于劣势。曾有医生以此论证收红包的合法性——不收的话病人会非常不安；也有贪官以此为受贿辩护，拒绝的话会让送礼者很害怕。这些狡辩也透出制度性焦虑中某些扭曲的社会心态。

　　□曹林(北京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