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洪洋：量刑参考被告德行不合时宜

　　作者：练洪洋

　　日前，北京丰台区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故意伤害案。与以往不同的是，被告人住地的司法所所长来到法庭，坐到公诉人边上宣读了一份“社会调查报告”，证明了被告人的一贯表现。据了解，在刑事案件当中以“社会调查报告”的形式证实被告人的平时情况，并作为法官量刑参考依据，在本市尚属首次。(见4月20日《北京晨报》)

　　在香港的法官判词中，经常可以看到对被告德行进行评定，并把它作为量刑重要标准。去年5月，香港发生一位有犯罪前科的父亲对十岁女儿进行性侵犯的案件，女法官在法庭上，居然说：“人们经常称此等行为作‘兽行’，但本席认为，这样形容被告的行为，是对动物的侮辱！”在我们看来，这纯粹是一种道德评判，但不得不承认，法官陈词入木三分，非常解恨。

　　法谚云：法律不外乎是人情。这句话内涵非常丰富，不妨理解为：法律既是“人情”(包括道德、风俗、文化等)的总体现，在执行过程中，要考虑到“人情”(人之常情)，最终实现“人情”(实体正义)的最大化。可以说，在量刑中参考被告过往的道行、表现，是对生冷的法律条文的人性化补充，在优先保障程序正义的前提下，兼顾一定实质正义的表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能够同时被兼顾的判决，总是一个生动、温暖、也是公众乐于接受的判决。因此，在后法治时代，这种做法为许多国家、地区所接受。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是一把双利刃。因为道德毕竟与法律管束的范畴不同，有交叉也有背离；道德评判是实体正义，主观性、随意性比较强，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正”难度比较大；更由于赋予了法官更大的自由裁量权，防止滥用也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因此，要保证量刑参考被告德行的公平公正，避免滥施对原告的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必须有相应的制度保障，譬如陪审团制度、法官的良知、透明审判、舆论监督等等。

　　按照时下我们的法治环境来说，量刑参考被告德行完全不合时宜，理当慎行。笔者的判断基于下述的推论：在一个金钱、权力对司法干预度极大、法官的道德、良知、诚信尚不能服众、陪审团制度尚未建立、审判透明度不高、舆论监督乏力、公众对司法信任度不高的情况下，赋予法官更大的自由裁量权，绝对不是一个福音，这是被现实一再证明的。即使这项制度的初衷再好，也会因为实施所需的种种配套制度不健全而“水土不服”，甚至完全走样。或许，对于我们的司法来说，对法官收权比放权更为重要，照顾程序正义比实体正义更有意义。稿源：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