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朝阳：建穿越铁路安全通道更现实

　　本报特约评论员 滕朝阳

　　题由：首都铁路护路工作会透露，2007年，北京要将铁路路外伤亡事故降低一半，死亡人数控制在100人以内，提速后时速160公里以上的区段实现零死亡。市政府将加大投入在铁路沿线安装远红外线报警装置等技防设施。(据4月21日《北京晨报》)

　　据了解，去年北京市铁路外伤亡事故中死121人，伤63人，伤亡人数仅次于交通事故。因此，对铁路路外安全状况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去年死了121人，今年则表示要控制在100人以内，有关部门对于改善路外安全状况的决心不能说小。但即使是实现了死亡人数量控制在100人以内的目标，却也不好说路外安全工作就取得了明显进步。死亡99人与死亡121人，只有数量上的差异，没有本质和价值的不同。

　　用总量控制一类的办法来指导工作，不能说一概无效。但有些事情，比如意外死亡一类的事情，总量控制就未必管用。无论如何，意外死亡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一种只能面对而无法掌控的结果。因此，死亡人数总量控制可以体现一种积极的意志和取向，却不具有真正改进工作的方法论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穷尽铁路路外伤亡事故发生的一切可能性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消弭可能发生意外事故的所有隐患，于死亡人数下降更有直接的效用。

　　从现实来看，铁路路外伤亡事故频发及其严重后果，大量表现为在穿越铁路过程中所致，而其中又以城乡接合部与城市郊区为事故重灾区。穿越铁路而发生伤亡事故又大致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无通道而行人硬要穿越，一种是虽有通道而管理松弛。省事的办法是把铁路沿线全部封闭，而且要严密得使人无法穿越，这样自然就不会发生什么意外伤亡。但这样一种理想化的做法，目前似乎还做不到，也很可能遭到不少人的反对，因为全线封闭必将给人们的通行带来极大的不便。因此，就现在可以做的也能有效降低穿行危险的方法而言，莫过于为人们建设较之以往更安全的穿越通道，而在那些事故多发地段加强安全管护。当然，这样做要比嘴上说说死亡人数务必控制在多少多少之内烦难得多，但恐怕也是更务实也更行之有效的办法。

　　如果铁路路外死亡人数能在一年之内从100降到10，或许可以说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这样的成绩似乎也不值得炫耀，毕竟，10个人的非正常死亡也意味着10条鲜活生命的凋零，或许还意味着工作中依然存在某些缺失。

　　尊重市场难道比尊重生命更重要？

　　本报特约评论员洪巧俊

　　近日，在“瓯江经济学名家系列讲座暨首场学术讲演”上，

　　对于一些经济学家的高谈阔论，有时千万别当回事，要不当年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怎么会说出“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

　　有网友质疑海闻教授是不是在利益集团说话？这就不得而知。但现在的经济学家是很少为穷人代言倒是事实，因为穷人不能给他们谘询费，更不能像大企业一样能给经家学家们动不动几十万元，甚至百万、千万元的科研经费。他们站在利益集团的角度说话，显然就忽视了贫困这个群体。

　　如果海闻教授深入到农村、工矿、病房去调查研究，我相信他是不会这样信口开河的。曾报道过一位教授到农村调查8个月后，对过去的大放厥词而深感内疚，我们的经济学家所缺乏的恰恰是深入调查研究，不断反省自己的这种精神。教授居高在上，生病住在高级病房，哪知百姓疾苦？教授不妨去医院看看，哪些人不愁看病，有医保？哪些人怕生病，一病就付 不起医疗费用，甚至倾家荡产？

　　笔者认为，在我国还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医保阶段，实行行政手段干预医药市场就很有必要，否则就有更多的人买不起药：“小病挨，大病等死”。教授不应只研讨书本上的东西，而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不要看到外国实行市场化就东施效颦，国情不同，市场行情也不同。人家外国的个人医保制度已很完善，医疗系统是透明的，而我们的医保还很不健全。总不能因为尊重市场，就不尊重生命，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况且，行政手段干预只是把昂贵的药变得便宜点，让更多的人承受得起，而不是让厂家做赔本买卖。事实上，很多药商已成为暴发户，其原因就是药品产业是暴利产业，加上药品市场混乱缺乏行政干预，而使更多的人看不起病。

　　海闻教授说，医生高薪遏制医疗创收，就更是一句没痛痒的话。如果医院市场化，医生就与收入挂钩，也就不存在高薪养廉一说。就按照教授说的医院实行高薪，能否养廉还是个问号。给医生高工资，他们就不开大处方，就不挑贵的药开，就不拿有回扣？无数贪腐案例已证明，因为监管和行政透明等问题，“高薪养廉”未必是良药，拿那些落马的贪官为例，他们并不是收入不高，而是收入再高，也难填他们贪心之壑。古人说恩威并施，今人说胡萝卜加大棒，其实说的是同一个道理。利益和权利约束都是同样重要的。

　　应该说，医疗问题不是市场经济问题。政府应该尽快完善全民医保和辅助那些患病又没钱的穷人，医院和医生都没有能力为这些患者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