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诗成：不要低估国人体认历史的能力

    作者：毕诗成

　　永远不要指望历史可以在讳疾忌医中实现“跨越”，也永远不要低估国人公平地体认历史的能力。当大家开始公开讨论当初的“让球”的时候，我们已经迈出了一小步，虽然这一小步只能起到微小的作用，但如果能产生示范效应，就是国之大幸了。

　　在“何智丽事件”再次被翻出来之后，中国体育的“让球传统”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话题。日前，中国乒协主席徐寅生首次公开承认：自己曾经在1961年就让过球。但他和李富荣等老一辈乒乓球运动员都认为，举国体制下，为了国家利益牺牲个人利益是应该的。(《成都晚报》4月24日)

　　虽然过去关于中国体育的“让球传统”早有各种传言，但当事人能站出来公开承认，却并不多见，因此，徐寅生的表态引起了媒体的竞相报道。笔者注意到，包括网络言论在内，大多数人对于几十年前在当时的举国体制之下，运动员个人出现如此状况，并非不能理解，而对于老一辈运动员的奋斗与奉献，也给予了起码的尊重。当然，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即便是举国体制，现在看来也不能简单地说“是为了国家利益”，国家利益首先应该是正义的，不能违背基本的体育道义与奥林匹克精神，不能是狭隘的，当初错了就是错了，但不该用简单的“国家利益”概念，为昔日的错误“找台阶下”。

　　大家并没有纠缠于当初的“让球”，却对如何评价“让球”有着苛刻的态度，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一定程度上讲，这样的态度令人欣慰，也是国人观念进步到今天应该具有的“成熟”。其实，在经历多年改革发展之后，在接受了公民意识和科学历史观的熏陶之后，国人对于很多问题都开始形成自己独立而包容的看法。诚然，用今日理念简单评价昔日事物的人确实存在，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把事情还原到历史的坐标中，用一颗平常心去考量，还是可以做到的。

　　不正确对待过去，就无法正确面对未来。从这个角度来说，日臻成熟的观念，令国人正面对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廓清过去的大好时机。哪怕当初有错误，做了荒唐事，也可以在今日的理解之上吸取教训，这是一个民族应有的态度。因此，对于“徐寅生们”的坦然承认和真情表白，我们敬重有加。道理很简单，每个人都有自己独有的历史与现实坐标，如果把自己的错误逼迫到内心的角落，不肯言说，只会给自己留下终身的遗憾；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如果有太多的人把自己的缺憾都隐藏在内心深处，不肯拿出来反思，就会形成一个永远不懂得自省的心理狭隘的民族。

　　只承认错误，而不反思并改正错误，只会在消灭了一个错误之后，又产生新的错误。从1961年徐寅生“让球”，到1987年何智丽第一次对“让球”说“不”，再到2002年中国

　　在女排“让球事件”发生后，当时身为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的李富荣在处理事件时曾明确表示，让球“违反了体育道德、违背体育精神，是用不正当手段获取成绩，它不是简单的技术、战术问题，而是一次方向性的、大的失误”。可以看出，从当初的让球人，到今天的谴责者，老一辈体育工作者在努力进行艰难“转身”，但笔者认为，那些历史的亲历者光有自己的转身远远不够，还需要用更加明确的是非态度，给后辈一个清晰的指向。

　　当大家开始公开讨论当初的“让球”的时候，我们已经迈出了一小步，虽然这一小步只能起到微小的作用，但如果能产生示范效应，就是国之大幸了。

　　永远不要指望历史可以在讳疾忌医中实现“跨越”，也永远不要低估国人公平地体认历史的能力。今人难得的包容心与现代意识，使得当代成为认清历史是非的最好时代。我们还有多少历史问题仍然蒙着厚厚的灰尘被塞在角落里？或许，每一个在历史上有坐标的人都需要拿出一点像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剥洋葱”那样的勇气，用对历史与未来负责的态度，打扫一下自己所知道的历史角落里的灰尘。对于过去的错误，我们可以宽容，可是我们如果不从中反省，不让我们的后辈了解这样的错误是如何产生的，那么，“无知”的后辈可能就会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