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雷桂英，以勇敢的心见证历史

    作者：熊培云 (北京学者)

　　雷桂英老人是第一个站出来的南京慰安妇。一颗勇敢的心、一份勇敢的证词将见证那段卑污的历史，从这方面说，见证历史更是一种责任。面对人类共同的灾难，不是我们“愿意”记住什么，而是我们“有道德责任”记住什么。

　　一颗勇敢的心，停止了跳动，雷桂英老人走了。作为一个卑污时代的受难者与见证者，她9岁惨遭侵华日军蹂躏，13岁沦为慰安妇，含恨60余载，终于在一年前以78岁高龄之身公布了鲜为人知的痛苦遭际。

　　年纪最小的慰安妇，也是第一个站出来的南京慰安妇，雷桂英老人没有将那段记忆带进坟墓。有人这样评价她：作为日军在南京迫害中国籍慰安妇的第一个活人证，她的名字将载入人类追求和平、谴责暴行的史册！

　　七十余年的家国情仇。然而，此前仍是漫长的屈辱与沉默。直到有一天，老人终于挺身而出。“我老了，没什么可怕的了，我也活不了几年了，憋在心里难受啊！儿子在电视上看到朝鲜的老太太来南京找慰安所，说给我听，我觉得我应该说出来，与日本政府打官司。”去年四月，雷桂英老人如是说。

　　“老了”、“没有什么可怕的”……透过这寥寥数语，我们不难窥见，在这位苦难承受者的内心，曾经有着怎样的痛苦挣扎与绝望。

　　面对过往的不幸，我们是选择记忆还是遗忘？相信多数人的回答都将是选择记忆。然而，对于苦难当事人来说，一切并没有那么简单。就像《蝴蝶梦》里“死人折磨活人”一样，那些俨然睡去的记忆一旦惊醒，随时会摧残那些曾经受苦受难的人。正因为此，许多人宁愿选择无言的逃避。具体到慰安妇，更有社会原因，由于很多人觉得当慰安妇是件“让人抬不起头的事”，因此很少有人有勇气承认自己曾被迫充当慰安妇。

　　尽管对于许多人来说，忘记屈辱似乎是一种明智的选择。然而，在雷桂英老人身上我们看到，“忘记”或保持缄默充其量是一种逃避，隐忍并不会使屈辱减少半分。有理由相信，正是从决定站出来做历史的见证人开始，雷桂英将自己从记忆的噩梦中彻底拯救。

　　生活并非尽善尽美，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痛苦回忆。以人类恒久的幸福与自由的名义，目击者必须挺身而出做时代的见证人。这不仅是为了迟到的正义，更为了今天的年轻人以及明天即将出生的孩子。

　　只有认识到这种苦难的根源，才能让见证者的过去不再成为他们的未来。

　　大屠杀见证者、作家埃利·威塞尔曾如此表述：“如果说希腊人创造了悲剧，罗马人创造了书信体，而文艺复兴时期创造了十四行诗，那么，我们的时代则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见证文学。我们都曾身为目击证人，而我们觉得必须为未来作见证。”一颗勇敢的心、一份勇敢的证词将见证那段卑污的历史，从这方面说，见证历史更是一种责任。

　　以幸福的名义，为苦难作证。显然，我们对历史记忆的保护有待提高。雷桂英的匆匆离去同样引起人们的反思。一方面，如有历史研究者批评，“相关部门对雷桂英的存在过于麻木。”“倘若老人在清贫的家庭环境中，能够得到更多帮助，那么老人还可能活得长久一些。”另一方面，鉴于目前在世的慰安妇仍有200多人，有关部门更可以本着对历史与国民负责的态度，对她们提供更多的援助。

　　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人类正在走向和解。但是，任何和解都应该以尊重历史事实为前提。任何人，都不能遗忘历史，更不能强迫他人遗忘。如伦理哲学家马格利特在《记忆的伦理》中所指出，面对人类共同的灾难，不是我们“愿意”记住什么，而是我们“有道德责任”记住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