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季平：行政处分要淡化违法的时机因素

　　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可以说能够覆盖到一个行政机关公务人员违纪、违法的全部行为，淡化行政处分中的"时机"因素，从法律、法规层面讲，已基本具备条件。因此，我们期待规范行政处分，淡化"时机"因素。这样做，既体现了公平、公正，也有利于社会监督。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日前签署第495号国务院令，公布《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处分条例》。我仔细查阅这部《条例》，发现《条例》虽然对公务人员各种违规行为以及应受到的处分，如警告、严重警告、记过、记大过、降职、开除等，都规定得很具体、很细致，但并没有规定，公务人员违规事实在不同的时机发生，会有不同的处分结果。这种行政处分中淡化“时机”因素的做法，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彰显了人性化和公正性。

　　我们不难发现，虽然国家法规没有对处分“时机”因素作出规定，可在我们的实践中，当一起事故，特别是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事故发生后，相关责任者被追究党纪、政纪责任时，往往会受到“时机”因素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多表现为“从快”、“从重”。

　　比如不久前，震惊全国的河北邯郸农行金库被盗近5100万元现金案件告破以后，中国农业银行决定，责令河北省分行行长辞职；河北省分行主管会计工作的副行长、主管保卫工作的纪委书记被免职。

　　为什么予以如此严厉的处分？新华社的报道给出了答案：这起事件(指邯郸农行金库被盗案)“对正处于股改关键时期的农行，产生了极坏影响。”我认为，这一原因正是邯郸农行被盗案件相关人员受到严厉处分的“时机”因素。

　　那么，这样受“时机”因素影响的处分结果客观公正吗？一个普通员工的犯罪事实，直接影响到省级分行行长，依据是什么？有关部门在做出这样的决定时，是否考虑过在这样的结果中，有多少因素是按照党纪、政纪的相关法规中具体条款作出的？也就是说，邯郸农行发生的这起盗窃大案，如果不是恰恰遇到“农行股改的关键时期”，对相关人员的处分是否会有所改变，是否会轻一些？

　　我国的金融业管理中多有疏漏，因此形成的

不良资产备受国内外关注。官方的数据显示：1999年，中国银行、中国建行剥离的不良资产分别是2674亿、2730亿。形成如此巨额的不良资产，虽然其性质和邯郸农行工作人员盗窃金库不同，但结果都是国家的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对此，公众没有看到银行的省级高级管理人员因此受到处分。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邯郸农行被盗案有关责任人受到行政处分时“时机”因素的影响。

　　对国家公务人员处分的轻重，与某些行业以及一些地方政府部门阶段性中心工作有密切联系，这是“时机”因素影响的另一个表现。比如前几年不少行业搞“十大禁令”、“八大不准”，这其中就有如违反会遭遇“警告”、“免职”、“开除”等涉及行政处分的诸多内容。最典型的要数媒体不久前报道的某地一些官员因“扫地不利”被免去职务的新闻。所有这些对公务人员行政处分的“时机”性因素，与国家出台的规范性政策对照，都是不科学、不严谨的，从依法依纪维护公务人员自身合法权益的角度讲，此类“时机”因素的“内部规定”，都应纠正或取消。公务人员接受行政处分的依据，只能是国家公布的相关法规规定。

　　多年来，我们在公布行政处分时，多用“研究”、“决定”对事故的责任人予以相应处分，很少能把处分所依据的法规条款公之于众。这一方面说明制度还不健全，一方面也说明“时机”因素在处分中的作用还比较大。

　　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可以说能够覆盖到一个行政机关公务人员违纪、违法的全部行为，淡化行政处分中的“时机”因素，从法律、法规层面讲，已基本具备条件。因此，我们期待规范行政处分，淡化“时机”因素。这样做，既体现了公平、公正，也有利于社会监督。

　　■李季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