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身：警惕饮鸩止渴的过劳式发展

　　今年劳动节，一个全新的词语进入人们的视野——过劳模：平均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基本没有休息日，睡眠不足，三餐不定……他们的工作强度可能比“劳模”有过之而无不及。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对北京、上海等四大城市的调查，已经有7成白领成为“过劳模”。(《北京晨报》5月8日)

　　笔者常常产生这样的疑问：我们的一些新闻报道为什么总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呢？在笔者看来，白领的“过劳模”现象，仍只是一个“点”。其背后一个更大的“面”则是，中国劳动者普遍负荷的“过劳”压力和劳动安全危害。这已然是无法用职业或阶层来划分的。这是一个事实：当“劳心者”坐在空调房中“过劳”之时，更多的“劳力者”同样在户外“过劳”着。当白领阶层频现“过劳死”之时，蓝领阶层也出现了更多的劳动安全问题或职业病问题。

　　最新一期《瞭望》新闻周刊的一则报道指出：截至2006年，我国累计报告职业病67万余例，其中仅尘肺病累计死亡就达14万多例；1991年至2006年累计发生中毒38412例，其他职业病21708例。“一个被广泛引用的数据是，我国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总人数超过2亿。”卫生部副部长蒋作君在2005年全国职业病防治电视电话会上，将职业病危害定性为“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

　　一个生命的非正常消亡，并不因为它是知识分子而更让人心痛，也并不因为它是农民工而让人不那么心痛。因此，我们的关注不可能只是某一阶层的矫情，我们的关注只能是导致劳动者普遍“过劳”背后的真实，这就是：当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不得不处于“掠夺性开采”之下，没有哪一个群体是真正的幸运者。

　　这样的一种“掠夺性开采”，不仅使劳动力资源遭受着“过劳”、职业病等所导致的严重损耗，更意味着我国的人力资源长期维持一种“廉价劳动力”的“美誉”。正如有专家所指出的，中国所面临的人力资源瓶颈，并非如许多发达国家那样的人力短缺。如果可以借用美国总统布什称美国人对石油“上瘾”的说法，也可以讲，中国经济发展对中国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上瘾”，这就是中国人力资源对下一步经济发展的瓶颈。

　　更重要的还在于，法制的疲软也进一步巩固了这种对于人力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的做法。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直到目前，“过劳死”尚未被纳入我国有关职业病的法律系列之中。2004年实施的《工伤保险条例》作出了这样的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可视同工伤——恰恰把“过劳死”排除在外。同时，面对强大的资本暴力、工业化的强劲进程以及劳动力资源相对过剩的现实，关乎劳动者权益保障的立法及司法资源却严重不足乃至滞后。

　　白领们的“过劳模”现象值得重视，但是更应当正视的是，中国劳动者普遍面临的劳动权益保障匮乏的现状。“剥削”一词淡出时代的语境久矣，但是，如何杜绝人力资源所遭受的“掠夺性开采”困境，却是一个关乎民生，更关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

　　■杨耕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