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云翔：父亲50万遗产赠保姆似一杯苦水

　　邹云翔

　　父亲50万元遗产赠给小保姆？长沙一起遗产之争凸显“空巢”老人晚年之痛。这两天，湖南长沙的章娟女士又要和他父亲生前的保姆吴城打官司了，这是为了一笔50万元的遗产。此前，章娟诉长沙市司法局和长沙市公证处的官司已经尘埃落定。2006年8月，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涉及50万元遗产的案子作出终审判决，原告章娟败诉，承认关于章父“50万元遗产捐赠保姆”的遗嘱公证是合法有效的。（《中国青年报》5月10日）

　　从法律上讲，老年人是成年人，有着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能够自由地处分自己的财产；从现实上讲，很多老人临终时或者神志衰弱，或者过于情绪化，从而偏离了理性的轨道，其自由的决断未必就是理性自主的决断。因此有相当一部分老年人，在生活和法律上是需要帮助的，他们的重大决定需要在外界的帮助下作出，这样才能使得老年人的利益得到更好的呵护。在国外，这样的老年人监护，在法律上往往称之为“老年保佐”，笔者认为，我国在老年化社会到来之际，老年人财产争端频现的情况下，也应该借鉴国外的老年保佐，建立老年监护制度。

　　老年监护，并不是让其他人接管老年人的财产，置于他治之下，而是通过其他人帮助老年人充分实现自治权。比如在法国、瑞士、秘鲁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制度下就设立了家庭会议的模式，来帮助老人作出决定。另外，一些国家为了防止家庭会议的形式有可能阻碍老人的独立判断，则设立了公益性质的社团机构来照顾与帮助老人。如在德国，国家鼓励设立“照护协会”这样的慈善性机构，奥地利也鼓励设立“代办人团体”。同时，现代监护制度还要求，与被监护人的利益有重大关系的行为，如重大财产的处置，通常需要得到监护法院的认可，使得老人免于欺骗、威胁等不正当的影响。

　　但是很遗憾，我国的民事监护制度仍然依据的是1987年施行的《民法通则》，其实已经远远不适应当前市场经济下人们财产日益多样化、老年化问题严重时代的现实需要。众多案件显示我们需要改革民事监护制度，在监护方式上需要创新，如设立监护法庭，引导社会成立公益性的保佐机构，并着力解决监护费用问题，确保保姆等监护人、雇用人员不得侵害被监护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