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提高劳动者工资告别国富民穷

　　作者：童大焕

　　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司司长邱小平5月14日在天津表示，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将采取推动落实最低工资指导制度、建立健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等五项措施提高企业普通职工工资收入，促进劳资和谐。新华网5月14日电

　　联想到不久前国家发改委要求降低高中择校费直至完全取消高中收费，我认为中央的决策者已经充分认识到提高普通劳动者工资和国民基本素质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础性作用，并且打算用实际行动逐步推进之。这是一个好现象，意味着“廉价劳动力”时代开始终结，中国式“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开始启动，虽然尚缺乏一个整体的计划和完善的配套方案。

　　前车之鉴在此：我们今天的时代与日本上世纪60年代有不少相似之处：劳资关系紧张，产品大量积压，文化消费水平极低，失业率增加。60年代初，日本政府公共开支平均每年增加25%左右；在减税方面，从1961年开始，每年在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上共减税1000亿日元，同时降低利息、扶值公债和公司债的债券市场。日本196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395美元，1961年开始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87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17142美元，一跃而超过美国，除了衣食住行在亚洲人中水平最高，教育的普及率也非常高，高中升学率90%以上，大学升学率34%以上，报纸消费量也比美国还高，1亿多人口的小小岛国，如今却有多份发行量超千万份的报纸。中国改革开放也30年了，生产了占美国30%的消费品，但工资水平仅为美国的4%。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走的都是高增长、高能耗、高污染、高税收、低工资、低保障(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的道路，“国富民穷”的特征日益明显，后继乏力的本质日渐突出，并以公民普遍的“过劳”和环境普遍的恶化为表征。

中国经济基本面表面风平浪静甚至高歌猛进，实则大有隐忧。因此，即使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可持续角度，提高国民教育水平和普通职工的工资收入水平，也已经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在这方面，后起之秀印度已经在和我们进行一场“龟兔赛跑”和龙象之争。全球著名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公司翰威特咨询公司2005年底公布的一份年度调查报告显示，2005年印度再次成为薪酬增幅最大的国家，高达13.9%，高出中国一倍。2005年中国整体平均薪酬水平增长6.6%到8.9%。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工资增幅还要跟GDP增幅做比较。美世咨询的调查表明，在过去5年中，印度的平均工资增长率为11.5%，而中国为7.5%。而同期GDP的增长，中国一直维持在两位数，这两年宏观调制后有所下降，但2004年仍维持在9.5%的水平，今年前三季度也在9%的高位；而在印度历史上，GDP增速只有三次超过8%。它说明中国的薪酬增幅远低于GDP增幅，而印度正好相反。这是一个质的不同。前者意味着国民创造的财富绝大部分进了国家财政和资本家的腰包，GDP增长得越快，普通劳动者相对越穷；而后者则意味着GDP增长大部分直接造福于民众。前者富国寡民，后者则藏富于民。

　　中国工资的基本面有四大特征：一是工资增速总体上低于GDP增幅，更低于财政收入增幅；一是行业差距巨大；二是中国大陆的薪酬大部分向高层管理者倾斜；四是工资的身份歧视极为明显。一项调查表明，我国国企经营者年薪是员工平均工资的13.6倍，最高差距达50倍以上。中央党校第40期省部级进修班一份课题报告提出，当前国企一般员工收入畸高畸低，分配不公问题比较突出。2005年，央企资产比较集中的27个主要行业，平均工资最高与最低差距倍数，从2002年的3.5倍扩大到2004年的6.4倍，最高的是服务业，平均工资7.2万元，最低的是纺织业，平均工资1.1万元。近三年来国企员工平均工资增长是较快的，但“平均数”掩盖了矛盾，目前主要矛盾集中在“高”、“低”这两头。从行业收入统计分布看，人均收入排前10位的多是垄断行业，而排名在后的行业都是竞争较充分的行业。而从低收入群体来讲，突出问题是“两低”。一个“低”是指国企非正式职工的收入低。非正式职工包括劳务工、农民工，但主要是指农民工。另一个“低”是指退休职工、下岗职工的收入低。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同样是一个电梯工，正式职工每月高的可拿3000元，农民工低的只有600元。(2007年3月2日《第一财经日报》)

　　在这样的工资结构下，提高普通员工的工资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无论是平衡税收与工资的关系，还是打破和平衡垄断行业的收入，还是均衡国企管理者与普通员工的收入，还是破除全国范围内对农民工的身份歧视，都非市场所能为。能够在多大幅度上提高和均衡国民工资收入，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我曾经说过：一个国家的创造力、

竞争力最终要落在这个国家的公民个人身上。个人才是最小也是最顽强、最有活力的经济体。民为邦本，民强则国强，民富则国富，民弱则国不可能长久强盛。检验一个国家的经济健康，我以为必须引入两个新概念：一个是薪酬增长率适当高于GDP增长率的概念，另一个是薪酬结构公平的概念。

　　据悉，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日前发布2007年度企业工资增长指导线，要求全市企业参照3%为涨幅的“下线”，给包括一线职工在内的劳动者涨工资。根据相关文件，上海2007年度企业工资增长的平均指导线为9%，上线为12%，下线为3%。个人认为，像这样的涨薪标准就是“失败”的。首先，它没有确定薪酬涨幅高于GDP的标准，其次，它没有确定低收入阶层涨幅必须远高于高收入(特别指管理层)阶层的公平标准，将使更大的不公平隐藏在“平均涨幅”的歌舞升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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