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心异：香港仍是东方明珠

　　本报评论员 金心异

　　曾有一位香港评论家称，香港以东方明珠地位，炫丽回归，本就像一位带了丰厚嫁妆的新嫁娘。

　　香港如何前行？2003年的CEPA，自由行，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QDII，这些政策，被一些观察者视作“北水南调”。

　　香港还是东方明珠了吗？无论从历史，从现状，还是从未来的角度观察，这个答案都是明确的。

　　香港助益内地改革开放

　　回首历史，香港这个弹丸之地(人口700万，市区建成面积200多平方公里)，却对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成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即便是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建国之后，冷战铁幕拉开，西方国家对中国大陆实行物资禁运，香港成了内地从外界获得紧缺物资的唯一管道。

　　1979年邓小平决定打开国门，对外开放。其时全球对中国大陆全无了解，内地亦未建立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谁敢贸然来做生意？是勇敢的香港商人，以其对祖国和同胞的信任，第一个吃螃蟹，投资内地。在香港人的带动下，东南亚及欧美华人、台湾同胞纷纷跟进，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形势始蔚为壮观。

　　据统计，从1979年到2000年，香港在内地的实际投资额高达1413亿美元，占内地吸引外资(FDI)全部的51.5%，在中国第一经济大省广东，这个比例更达到70%。

　　不止是投资这么简单，可以说，是香港制造业的北移，以及之后台湾地区IT制造业的西移，教会了计划经济下的内地中国人如何与全球做生意，并通过自身与全球贸易的联系，引导内地的轻工制造业出击全球。

　　内地与

　　自1997-1998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香港特区经济遭受重创，2004年之前有过两次经济低迷。2003年起，中央政府为促进香港特区与内地经济的融合，连续出台了一些对香港特区开放内地市场的政策，这些政策往往在国家领导人访港时宣布，被香港一些媒体称之为“大礼包”。

　　“CEPA”比中国加入WTO的出价更进了一步，向香港特区提前两年多开放服务业，在CEPA之前，中国大陆和香港特区之间，香港人可自由进入内地(持回乡证免签)，但货不能；内地的货可自由进入香港特区(香港是自由港)，但人不能。CEPA朝着解决此一问题迈出了一步。但是想想看，作为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有什么道理把香港特区和其腹地割裂开来？

　　“自由行”是CEPA当中与民众关系最大的一环，可以说从短期的经济考量(在SARS肆虐之后的困境里)和长期的信心方面推进了香港特区的旅游业。

　　至于中国企业在香港特区上市，融资之外，更将其作为其国际化的跳板，可以说，香港特区正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最佳练习场；至于QDII，也可以看作中国大陆投资者将来走出去的最佳练习场；人民币国际化，许多试水动作会在香港特区展开，可能会导致香港特区成为人民币的离岸中心，但是对中国大陆的金融业来说，正好需要先作试验。

　　香港特区因此确保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固然先蒙其利，对内地也是件好事。对内地金融改革来说，香港是自己的国土，中央政府具有较强的可控性，使得金融改革循序渐进地进行，而不至于破坏了金融稳定。可以说，香港特区市场起到了内地金融改革的减震器和防火墙作用。

　　香港特区经济体与中国大陆经济体实已密不可分，也不应该分开，对中国大陆的转轨经济来说，有这个一体化而又别具特性的经济体，实在是内地之福、之幸。

　　国家转型，香港特区仍可起作用

　　即便是遭受亚洲金融危机，香港特区仍不失其

　　迄今为止，香港特区仍是全球最重要、最有可能赶上纽约、伦敦的金融中心之一，仍是全球前两位的国际航运中心之一，仍是亚洲与全球做生意的最重要通道和平台之一。而且它仍是中国大陆占第一位的FDI来源地，中国大陆仅次于欧盟、美国、日本和东盟之后的第五大贸易合作伙伴。

　　而且香港特区赖以生存的那些优势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美国传统基金会已连续13年把香港特区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香港特区在十项评分的领域中，有七项得分领先，包括财政、货币、投资、金融和劳工等自由度。比如传统基金会报告认为香港特区政府对金融服务业的监管干预程度低且监管制度极具透明度；司法方面，香港特区司法制度独立且十分廉洁，保障产权的能力无可置疑；香港特区的个人入息税及公司利得税税率极低，而整体征税占本地生产总值的百分率亦相对为低；香港的商业规管精简，劳工市场高度灵活，而对在港的投资十分开放，基本上对外资并无限制。

　　香港特区的这些优势于中国大陆有何助益？

　　大家需要认真研究香港特区可以在中国大陆的现代化进程、在国家的整体转型过程中，发挥什么作用。

　　试举一例：在中国大陆宣称要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新任务中，香港似亦可承担一定角色，中国科技部显然对一个叫做“深港创新圈”的概念发生了兴趣，确实香港特区在法治、

　　与香港特区相邻的深圳，当地政府明确提出了“向香港学习”的口号，其实香港特区在法治社会和公共服务型政府等各方面的经验模式，值得各个城市学习。改革正在过大关，与此前近30年对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不同，接下来要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建立法治国家和公民社会，内地何妨胸怀宽广地实行“拿来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