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圣祥：死亡指标是对所有活人的伤害

　　“死亡指标”的诞生只有3年，它的每次发布，都如同投下一颗“舆论炸弹”，受到广泛的质疑和猛烈的拷问。但它在中国“指标体系”中的地位却一路飙升——2006年，被写入国家的“十一五规划”，是考察官员政绩最重要的依据之一。“死亡指标”甚至已经精确到了个位——例如，北京各类事故死亡总人数应控制在1733人之内。其中，交通肇事为1373人、火灾为33人、生产安全为196人。（5月24日《南方周末》）

　　看不出来，“死亡指标”除了作为一个莫名其妙的数学公式的数字产物之外，还有什么逻辑缜密的科学依据可言。它最大的依据就是：下一年的“死亡指标”必须少于上一年。而这同样是莫名其妙的，完全不必考虑什么实际情况。死亡是不可以规划的，从本质上说，无论如何制定“死亡指标”，它都必然是不合理的。

　　“死亡指标”下，种种荒诞怪异的现象出现了。比如，

交通事故发生后，7天内算事故死亡，要占指标；而7天外不属事故死亡。交管部门就存在一个潜在愿望：即使人要死，也要尽一切力量拖过7天——事故受害者的生命力是否“顽强”，和当地官员的“荣辱祸福”息息相关。同样一起事故导致的死亡，七天后死的就“不算死”吗？这是什么混帐逻辑？其他弄虚作假、谎报瞒报的招数恐怕就更是不胜枚举了。

　　如同生命来自偶然，死亡亦不可规划，规划死亡那是阎罗王或者上帝的事。今年死的比上年少不一定意味着官员能干，今年死的比上年多也不一定意味着官员昏庸。但是，具体到每一起事故，是天灾还是人祸，该不该发生，可不可以避免，死亡人数能否减少，却是可以划分出个子丑寅卯的。民众要看的正是对每一起死亡事故责任的追究和处理，而不是官员是否达到一个笼统的“死亡指标”。没有一个人是“该死”的，只要死亡事故是责任事故，即使把“死亡指标”定为1人也是不可以接受的。

　　哲人说：“死亡如同太阳不可直视。”“死亡指标”不仅直视着为生命所忌讳的死亡，而且漫不经心地将死亡编织成了一个荒诞而残忍的游戏：你是“死亡指标”以内的，可以死；你超标了，暂时不能死，至少要七天以后才能死；如果你不听话，在不该死的时候死了，那么你可能被拉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火化掉，或者“死了就像没死一样”——这与同样的政绩渴求下，一些人“存在着就像不存在一样”何其相似？对于所有生命来说，死亡都只有一次，这唯一的死亡不可以成为一个政绩指标的填充物。这个意义上，“死亡指标”是对所有活人的伤害，更是对所有亡者的侮辱。

稿源：红网 作者：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