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打捞队救落水者的道德成本有多高

    新京报社论

　　夏日临近，又见溺水。这一次的溺水者，是在5月26日夜里的昆玉河。有报道说，人们呼救10多分钟后，先是警方到场，打捞队也随后赶到。但在打捞费用上，当事双方发生分歧。打捞队开价5000元，而现场的人总共凑了4500元。最后，打捞队离开了现场。

　　近年来，此类事件的频发，导致了社会心态的恶性循环，人们对此普遍态度漠然。

　　我们也许可以像以往那样，批评这些打捞队员，也可以重申尊重生命是每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但是，对打捞队员的批评，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

　　在这件事上，人们要拷问的是，警方有没有承担救人的责任并尽职尽责？在溺水者身亡后，政府需不需要承担在公共场所打捞尸体的职责，或是最大限度地给予相应的救济？

　　基于今天市场经济越来越强大的威力，拾金不昧、救死扶伤这些传统价值，都在悄悄发生重构；也基于市场经济中的契约精神，救人者和被救者之间，当然可以达成经济上的协议。但是社会的道德沦丧，恰恰体现在那讨价还价的500元上。我们不妨问一问，打捞队救一个落水者的经济成本有多高，挽救一个生命的道德成本又有多高。

　　或许从新闻上判断，这件事情有未能说明的地方。那就是在打捞队到来时，溺水者可能已经死去，打捞队和死者的朋友，只是在打捞尸体的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但这二者之间，并没有多大的道德责任差异。因此，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当某些人因为经济利益，而无视生命的安危存在时，或者无视人类生命的尊严时，是不是只能一再通过舆论，来唤起社会的良心发现。

　　当下，人们流行的是强调社会的法治精神。在法律面前善恶自然有个说法。但是，如果说法治是社会的筋骨，那么道德伦理就是社会的灵魂。有筋骨无灵魂的社会等同行尸走肉，必然缺乏对真诚、善良、美好的判断力，也不可能具备基本信仰和价值判断。挽救溺水者的生命，不是小事。打捞溺水者的尸体，也不是小事。

　　这是在挽救社会的道德生命，也是在挽救社会的伦理生命。

　　一个年轻的生命又消逝了，这时候回头来大声疾呼的一切，其实都已经不能挽救无辜的生命了。一个溺水者沉在水底的尸体，又在金钱面前变得无足轻重。我们每每说，让这样的悲剧不要再发生，但是每每发生的，却总是同质化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面对无辜生命的消逝而不作为者，不仅仅该受到道德上的谴责。

　　既然如此，那么，谁更应该为此而承担责任？2004年8月，北京市公安机关曾正式决定，警方此后不再负责民事尸体打捞，一律交由潜水俱乐部负责。从此，民事尸体打捞完全成了市场行为。然而，由此却牵出一个悖论：如果打捞费用过高，致使一些弱势者承担不起，那么，是不是沉在水底的尸体，就不再打捞了？显然，无论从人类的道德伦理，还是从社会的文明需要，都不允许这样做。可从现在的情况看，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

　　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提尸体打捞的公共服务性质。在这一点上，期待政府有所作为并且强力而为，弥补这种公共服务的缺位，以此减少此类伤害公序良俗和人类情感的事情发生。比如，由政府出资建立公益性质的打捞队，以免费或低廉的价格，提供打捞服务；或者，由民政部门对贫困溺水者家属予以经济上的救济等。在民事尸体打捞三年市场化之后，从现有的发展势态来看，回归其公共服务性质，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