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失业了吗？

　　由于传统的失业率统计并不包括农民工在内，要弄清楚农民工失业的现状和前景，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试图帮助返乡的农民工在本地创业，对经济和就业是否真有帮助，目前还不得而知。

　　撰稿·汪　伟(记者)

　　1月21日是腊月二十六，在安徽省的省会合肥，著名的火车站广场上人流稀稀落落，称得上秩序井然。如果一定要和那些习惯成自然的关于春运的想象相比较，这里空荡荡的景象让人不免吃惊。这个中部省份是中国最大的农民工输出地之一，而合肥是连接该省西部和北部的省内交通枢纽(未来还将成为全国性的交通枢纽城市之一)；只要很少一部分农民工乘坐火车经过这里中转，这座极其平常的火车站，将成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但严重超出运力的爆满情况并没有出现。

　　此前一天，也就是1月20日，是2009年春运的第10天，有数据显示，合肥火车站共发送了30771人。这个数字比2008年2月创下的历史最高纪录4.5万人，少了三分之一左右。车站方面预计，21日发送客流人数会达到32000人左右，但实际上，当天经过合肥火车站的客流只有30700人，甚至比前一天还少了71个人。

　　这些数字与往年的数据基本持平，让人紧张的大规模安徽民工回流现象并没有出现。在外省市务工的安徽籍农民工有1000万之多。如果他们因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而丧失工作岗位，并且集中在春运时期返回家乡的话，交通将为之瘫痪——仅仅是想象一下这个情景，就足以让人感到害怕。幸好，这一切并没有发生。

　　建筑小工还有活干吗？

　　在合肥一处建筑工地上做杂工的刘文革是最早回家的一批人之一。农历腊月廿日是他父亲落葬的日子。3年前老人去世的时候，当地人称“地仙”的风水先生指示不能落葬，只能将棺木“停”在地面上。入土为安，落葬是件大事，他早早赶到家里筹备这事。他有一个兄弟在福建打工，日子已经通知过去，他希望兄弟也能早一点回来，但是福建打来的电话说，兄弟打工的石材加工厂里正在赶一批出口的单子，最早也要到腊月十九才能到家。

　　刘文革有点不愉快，但主要不是因为兄弟晚归引起的。2008年他不太顺利。他熟悉的一个包工头到合肥接工程，打电话让他过去上班，结果不到半年时间，这个包工头被当地人排挤走了。他继续留在工地上班，但工价从每天60元跌到了55元，后来又跌到了50元。他想过离开工地，但是照行规，工钱要到过年的时候才一次性结清。他怕包工头到时候赖账，不敢走，只能硬着头皮做到现在。

　　拖欠工资的事情这些年已经大大减少。在刘文革村里，每个在外打工的人都感觉到了这个变化。但刘文革曾经被人赖掉了整整半年工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平时在工地上干活，每个月只能从包工头那里领到一点生活费，如果年终包工头从大老板那里结完工人工资，拍拍屁股一跑，实际上谁也没有办法。为了自己的血汗钱，刘文革一旦开始跟一个包工头干活，就必定干满一年；这是他看住包工头的唯一办法，但也正合包工头的心意。刘文革擅长打比方的老婆说，刘文革被他自己的工资绑架了。

　　像他这样熟练的建筑小工，这些年从不愁没有活干。实际上，从2000年到现在，他的工价从每天25元涨到60元，翻了一倍还要多。扣除通胀的因素，工价的变化说明中国对建筑工人的需求仍然旺盛。

　　2000年以来，中国经历了一轮高速城市化，全国城市化率从2001年的37.66%提高到了44%。除了那些极尽庞大豪华的公共建筑和商业物业，中国的城市里增加了无数的商品房。这些刘文革看不到的数字导致了他的工价上涨。

　　虽然房地产业经过2008年上半年的严厉调控，到了下半年，开工面积、在建面积和销售面积都大幅下降，但在世界经济低迷的背景下，房地产业再次获得了中国政府的政策支持。因为向开发商卖地获得巨额土地出让金的地方政府，已经成为房地产业的利益共同体。它们开始直接出面，提振消费者对房地产市场的信心。为此，中共合肥市委书记甚至当众购买了一套商品房。这传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房地产业仍将是中国未来几年政府投资的重头戏。

　　这些年，刘文革辗转在从上海到无锡到合肥的建筑工地上，自己家里也盖起了两层楼房。每年一过正月初八，就有许多相熟的包工头打电话给他，希望他能够跟自己做事。刘文革有一条规矩，包工头必须打三次电话邀请，他才会跟人家去。他不懂“三顾茅庐”的典故，只知道这种情况下，工价必定要高一些。

　　在未来的几年里，刘文革仍将获得来自建筑业的工作机会。他已经42岁了，唯一的儿子正在上初中。对他和他的家庭来说，未来几年中有一份稳定的收入，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