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华山

　　不仅仅是“逼良为娼”

　　“我们也不想去做那些违背新闻职业道德的事情，可现实的压力让我不得不去做。”一位有“前科”的报社记者站记者张铭(化名)说。

　　张铭在这个记者站已经呆了8年，总计在其所在的报纸上刊发的报道只有4篇，其中3篇还是“豆腐块”，毫无新闻价值可言。“这3篇‘豆腐块’还是‘钓鱼稿’，是为了和地方政府和企业拉关系才写的。搞好了关系，以后才好去谈广告，拉赞助。”张铭很无奈地说，“总是用负面报道去逼迫人家拿钱做广告搞发行，可能做成‘一槌子”买卖，而且风险很大。”他也有以“曝光”为由要求企业做广告的经历。

　　张铭所在的记者站有3个人：站长和两个记者。记者站每年要完成报社下达的经营任务：广告上交50万，发行报纸5000份。记者站的人员工资和办公经费从广告提成里提取，完成了报纸发行任务，每份报纸提取50元并折算成版面交给记者站去运作，报社不给记者站一分钱现金。记者站完全成了一个自负盈亏的经营实体。

　　“站长会把广告和发行任务分解给我们，所有的费用完全要我们自己去挣，写稿子成了可有可无的事情，我整天想的是如何创收，报纸的市场覆盖面很小，没什么影响力，要引起人家的注意和重视，有时候只有用负面报道去迫使地方政府和企业用广告和发行做交换，这也是迫不得已的办法，可以说，我们是‘逼良为娼’啊！”张铭自嘲似地说。

　　西部某省一家经济类行业报成立于上世纪80年代，其上级主管单位经济审批大权在握，在这样的权力庇护下，这家行业报的发行量和广告收入曾经连续8年超过该省的省级党报。“那个时候多好啊，报社经常发东西，发钱，当时我领的鸡蛋都来不及吃，经常要送人呢！”说起往日的辉煌，再想到目前经常领不到工资的窘境，一位在这家报社工作了20多年的老记者不无感慨。自从和主管机关剥离后，这家报社的总编经常面临的问题是：职工下个月的工资在哪里？因为报纸的发行量在短短几年里直线下滑，从十几万到现在的不足5000份，靠发行根本就无法养活报社的近百名员工(其中包括20多名退休职工)。

　　无奈之下，报社决定实行违反出版规定的“版面承包制”，为了规避风险，对外称之为“责任制”；在各地市设立记者站，记者站实行“承包制”：每年向报社上缴一定量的广告利润，完成一定数量的发行任务。

　　报纸的版面很快就进行了“改革”，前面4个版是新闻版，后面的8个版面承包出去办成经营性专刊，轮流出版，承包专刊的负责人给报社交4万元押金，每出一期专刊，给报社上缴利润1万元。由于“承包”的门槛低，很快引来了媒体界的办刊“高手”，8个专刊很快粉墨登场，有“法制”类的，“财税”类的，甚至还曾出现了“军事”类的专刊，这些专刊内容毫无新闻价值可言。

　　一时间，报社出现了“繁荣”景象，靠这些专刊的押金和上缴利润以及记者站“贡献”的广告利润，报社勉强维持运转。然而，“好景”不长，该省省委宣传部不断接到各地政府和企业的投诉：该报的记者经常以负面报道相威胁，到各地强拉广告或敲诈勒索。这家报纸频频接到省委宣传部的“黄牌”警告。报纸的形象在各地政府、企业以及主管部门的眼里一落千丈，在后来的报刊治理整顿中，该报曾连续数月无法兑现职工工资，近乎停刊状态。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展江分析认为，像这样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半官方报纸，既没有公信力，又没有市场竞争能力。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这类报纸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下去，最容易搞单位腐败。比如记者站遍地开花，目的并不是办报而是捞钱。这些半死不活的媒体为了生存，必然会各出滥招、追蝇逐臭。

　　然而，出现记者收受红包、敲诈勒索等违规违法现象的原因却不能仅仅用“逼良为娼”一句话来概括，在一些名气大、牌子大、经营业绩好的媒体中，记者也不乏作奸犯科者。在山西矿难中，就有平时看起来名气大、运作规范的媒体中的记者因领取“封口费”而被查处。在一家颇具影响力的媒体中，记者圈里公开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第1年混名气，第2年混汽车，第3年混房子。”仅仅靠3年的工资收入就能实现“有车有房”的梦想，难免让人对这家媒体记者的合法收入产生怀疑。而在这家媒体的人员组成中，有在编的，有聘用的，还有临时“打短工”的，几种身份的人员在收入上差别极大，“同工不同酬”的歧视性分配原则让不少人心存“堤内损失堤外补”的想法。可即便是这样，这家媒体记者的平均收入也让其它媒体记者无法与之比肩。

　　“管理上的不规范和职业道德的缺失，是媒体记者违规违法的重要原因。”一位媒体研究专家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