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吴伯雄身上，不难看出一个台湾政治人物发迹的诸多要素：出身台湾望族；从民意代表到“部会首长”再到党务高层，政治历练完整；加之身为本土客家人，还兼任台湾最大佛教社团——佛光山的会长

　　吴伯雄纵横台湾政坛40年，虽几起几落，但一直屹立不倒，这和他圆融的处事手法有着很大关系，台湾政坛上都尊称一声“伯公”

　　本刊记者 张欢 发自台北

　　和国民党主席吴伯雄的交流是一个愉快的过程，如果按照台湾人普遍相信的命理学来说，他的脸是典型的佛相。从他的眼睛就会明白，在台湾，作为一个政治人物需要什么样的素质，至少是亲和力——他会笑，脸不是绷着的。

　　在他的私人办公室里，他对我们也开起了玩笑：谈及台湾族群对立、省籍矛盾时，他拿自己举例：“我家有11个孙子和外孙，过几天要团聚，当我抱着我的外孙，享受含饴弄孙的幸福时，怎么会想，喂！你是番薯(本省人)还是芋头(外省人)啊？

　　他的私人办公室设在台北开封街一间很普通的写字楼里。这是幢位于老城区的商住楼，周围有很多旧式建筑，街道的整洁很容易让人想起日本人在这里的漫长统治。

　　采访介绍人沿途向我们介绍各有来头的景点：这个是老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现在已经卖给张荣发做基金会了；这个是老的中正纪念堂，现在被民进党改名为台湾民主纪念馆了；这个是台北火车站，施明德的红衫军倒扁总部。距离吴伯雄私人办公室不远的地方就是吕秀莲的私人办公室，作为前“副总统”，办公室也一样的不起眼。

　　吴的办公室位于这幢普通楼房的顶两层，复式结构。也许是因为周末的缘故，楼下只有一个看门的白头发的老门卫，只是看了一眼就让我们进去了。

　　吴伯雄的私人办公室并不很大，这里是他的“伯仲文教基金会”所在地，也是次子吴志刚的受访服务处(吴志刚是台北市“议员”，必须要为自己选区的选民服务)。

　　与其说是办公室，更不如说是一个佛堂。办公室里有大量的佛教书籍，还有一面墙大的观音大力士画像，套间里的红木座椅也是用来打坐的。

　　吴伯雄是台湾最为显赫的佛教徒，他的师父是佛光山的星云大师。以“人间佛教”为宗旨的星云大师在台湾有着深厚影响力，每当台湾举行选举时，政治人物们都会向这位大师朝拜，用来争取人数众多的佛教徒手里的选票。

　　今天这里非常清静，在我们到之前，总共只有三个人：吴伯雄、李建荣(前《中国时报》记者、现国民党文传会主委)和一个年轻的助理。

　　吴伯雄已70岁了，和中国众多的老年人一样，谢顶而且有着一个很大的肚子。他从来不忌讳自己的缺点，曾对摄影记者指着脑门开玩笑：“拍我还需要打灯么？”

　　和他的前几任都不同，吴显得亲和力更足，握手时他会笑着用另一只手拍着对方的上臂然后让座，即便对方只是他孙子辈的记者。

　　他的前任马英九有“师奶杀手”的绰号，但为人处世上有着“不沾锅”的特质，很少见到哪个政治人物会把他当成朋友。再上一任连战，则顶着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的招牌，一生严谨，哪怕是因为选举需要去娱乐节目《康熙来了》录影，也会西装整齐，不苟言笑。

　　吴总会用轻松的语言来解释自己的观点，哪怕他讲述的故事伤感而敏感：当民进党打“2·28”悲情牌时，吴伯雄就会反击——连国民党主席都是“2·28”受难家属，还有什么好说的。

　　与吴伯雄父亲同为双胞胎的二伯吴鸿麒，是家族里唯一学法律的，光复后曾在台湾高等法院当法官，却死在了“2·28”事件中。

　　他告诫自己的家族，作为佛教徒，“2·28”事件我们可以宽恕，但不能忘记，希望类似事件永远不要发生，更不要把账记在当时都没出生的人的头上。

　　在北京奥运会举办之前，台湾是用“中国台北”还是“中华台北”的名号参会曾经在岛内引发了大规模的争议。因为吴伯雄是开幕式观礼嘉宾，民进党人士向他喊话：“带上两面青天白日旗。”吴则用幽默回应：“他们这么重视‘国旗’这很难得，因为他们的党部从中央到地方从来没有挂青天白日‘国旗’的。陈水扁到‘国外’访问，迎接的都是绿旗(注：民进党党旗)，他们居然会这样重视，哈哈。”

　　总体而言，吴是一个务实的政治家。在大陆关心的两岸问题上，他提出“国民党主政至少不会搞台独”。

　　他认同大陆胡温体制的种种做法，极力称赞他们的做法符合老百姓的要求，并用“万里挑一、IQ和EQ都是顶尖、格局大”的顶级词汇赞美他的对手(或朋友)中共总书记胡锦涛。

　　在台湾现实的政治生态中，他拉拢宋楚瑜，团结泛蓝势力。在他任内，国民党接连打赢两大选战(“立委”选举、“总统”竞选)。

　　连续的胜利让他在今年赴大陆拜谒中山陵时，有勇气说出“报告总理，我们把‘政权’拿回来了”。并随后写下“天下为公、人民最大”的横幅，因为他始终认为“党的大小是人民决定的”。

　　他的朋友三教九流都有，不会像马英九那样对高学历的人才那么看重，马的“内阁”被称作是“校长内阁”、“教授内阁”。

　　吴伯雄会和电视上的政治名嘴们每周定期聚会沟通，称赞他们的判断比那些教授学者强百倍。而私下聊天时，马英九也会和这些名嘴们拍桌子。

　　和台湾当下政坛人物中众多的海归博士相比，吴伯雄的学历并不高，他没有海归的背景(并不是他不能去，他也曾考取过国民党送人才到海外留学的中山奖学金)，也不是台大毕业，但他坐到了这个位置，并成功地在最后一刻把自己的政治生命推到顶点。

　　迷局收拾者

　　两年前的吴伯雄是否有今天的心情，没有人知道，那时候的国民党正面临建党以来最大的危机。

　　2007年2月，时任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因为“特别费”案被起诉，马迅速辞去党主席一职，并立即带着副主席詹春柏拜访吴伯雄，希望第一副主席“伯公”接任代理党主席，并正式竞选国民党主席。

　　此时的吴伯雄已经68岁，常年的骨刺之痛让他已经处在半退休的状态，从政40年后，精力大都已放在自己成立的“伯仲文教基金会”上，并准备任期结束后专心从事佛教传播活动。

　　他很清楚，国民党已是危机重重：唯一的政治明星——马英九面临牢狱之灾的可能；另一大佬王金平因党主席选举失利仍心存芥蒂；2006年的红衫军运动打击了陈水扁，也敲打了国民党；前“总统”李登辉又在挑动国民党本省籍党员“出头天”；2008年又要面临大考——“立法委员”和“总统”选举……

　　如果打不赢2008年的两大选战，国民党——亚洲的第一个民主政党就将面临泡沫化的危险，甚至会面临党内再度分裂的局面。

　　党主席的位置已经是一个“烫手的山芋”，一旦选战失败，这个主席就将是国民党历史上的千古罪人。

　　面对马英九的请求，吴伯雄并没有马上答应。他向师父星云大师求教：“我该怎么办？”

　　星云的回答是：“菩萨也有金刚怒目时，你要救众生。”

　　吴接下了这个担子，在这一年多里，国民党实现了空前大团结，并接连赢下“立委”和“总统”选举。吴伯雄对跑国民党中央党部新闻的记者开玩笑说，因为实在太团结，所以没新闻，对不起大家了。

　　2008年5月，“胡吴会”在北京举行。这也是1949之后，国民党主席首次以“执政党”领导人身份与共产党总书记会晤。

　　当胡锦涛感谢台湾同胞“天灾无情人有情”时，他报以——“谁都不能保证没有天然灾害，但可以透过人为的努力保证没有战争”。

　　面对马英九当选后的“党政分离”趋势，吴伯雄再一次发挥圆融的政治手法，强力团结国民党和行政系统之间的关系，维系国民党的影响力。

　　身处海峡这一边的人们很难想象，中国国民党主席在今天的台湾会没有公车，请客要掏个人腰包。

　　事实却正是如此——吴伯雄说自己是“国民党的最大义工”，他坐的车、请的司机，都是自己出钱，身边没有保镖；选举时帮马英九去拜票请客，经常得自己掏腰包买单；选举要打广告，国民党没钱支付广告费，他就得动用人脉“替马英九磕头”。

　　权力道路

　　今天的国民党需要一次彻底变革是台湾人的共识，但为什么吴伯雄会成为二次“政党轮替”的掌舵者，是什么将他提升到权力顶峰？

　　事实上，吴伯雄的崛起与台湾光复后的历史息息相关，他的崛起印证了国民党政府来台60年统治势力的变革：从军事强人蒋介石到他的儿子蒋经国，再到国民党籍的台湾本土派李登辉，最后到民进党的陈水扁，台湾逐步走向一条本土化之路。

　　在这个过程里，中国传统文化、国民党政治伦理、日据时代的遗留痕迹、美国榜样的影响以及台湾本土意识的兴起，诸多力量交杂在一起，让台湾的今天看起来格外迷离：它既是华人民主政治的样板，又是民主乱象的极佳代言人。

　　理解台湾的今天以及之前的历史，吴伯雄是一个极好的样本，而他的历程也诠释了岛内政治时代的变迁。

　　台湾“行政院”系统内有一个部委，叫做“客家委员会”，其目标是“复兴日渐流失的客家文化，延续客家传统文化命脉，打造台湾成为一个尊重多元族群文化的社会”。

　　客家人占台湾人口的13%，是岛内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台湾最知名的报人司马文武(注：即江春南，陈水扁两次“总统”就职演说稿起草人)对陈水扁贪腐事件有着自己独到的观察——阿扁是一个穷小子，一辈子靠自己的努力打拼上台，一旦得势加上有吴淑珍那样一个老婆，在金钱面前很难把握住自己，所以真正的政治一定是有钱人的游戏，是贵族才能玩的，因为他们在金钱面前不会那么容易被击倒。

　　吴伯雄就满足了这样的条件，他出生在桃园县中坜市一个客家望族。吴家的产业包括新竹中小企业银行、第一银行、土地银行、华南银行、彰化银行、桃园汽车客运公司、新光人寿保险等企业。吴家还投资了中坜医院、新国民综合医院、新生医院、中台实业、南庄煤矿、新竹茶叶公司、至德投资、优美集团、信东化工、为邦实业、为邦租赁等。

　　家产雄厚成为吴伯雄进军政坛的一大优势，当选桃园县长后，父亲每月都给他一笔“生活补助费”，让他做官没有后顾之忧，即便交际应酬多，也能够应付自如。

　　直到今天，两个儿子又先后从政，吴伯雄也在经济上给予支持，让儿子能够不担心家用，一心为民服务，当然这也是为了让儿子们尽可能杜绝贿赂。

　　吴的祖父吴荣隶为前清秀才，曾在中坜兴学，设立私塾，桃园一带老辈读书人多是他的朋友或弟子。吴老先生有八个儿子，而其中有四个医生。在日据时代，医生地位崇高而且待遇好，一下子带动了吴家的兴旺。

　　在那个时代，医生从政有着特别的优势：除了济世救人，还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很多医生担任公职，不用与人争，都是被大家拱出来的。

　　吴伯雄的大伯父吴鸿森毕业于台北医学专门学校，后来一面行医，一面从政。在台湾光复初期，吴鸿森是台湾政坛颇有声望的人物，他先后担任过县参议员、台湾省参议员、国民参政员、省政府委员。

　　吴伯雄的父亲吴鸿麟，毕业于台北医学专门学校和日本九州大学，是医学博士，后来进入政坛发展，由医师药剂公会推选为县议员，并连任三届县议员，还担任过桃园县长。

　　这时，吴家有两兄弟同时进入县议会，这在台湾桃园、新竹与苗栗地区(当时属于一个县)来说是首开纪录，也标志着吴家在地方政坛有强大的力量。

　　吴伯雄的母亲林访兰娘家是苗栗望族，也称得上是政治世家。林访兰长兄林为恭(吴伯雄的大舅)，曾任“省议员”及第四、五届苗栗县县长。林访兰另外两位兄弟林为宽、林为梁也曾分别担任过“省议员”。

　　政治世家、望族这样的词汇并不是吴伯雄乐意看到的，他更愿意说自己是书香世家。他的兄弟姐妹及晚辈当中，博士就有十几个，尤以姐夫宋瑞楼院士学术成就最高。家族聚会时，父亲对已经是“内政部长”的他说：“不要看你官大，但论起贡献哪里比得了你姐夫。”

　　父亲也会宽慰这个儿子：“伯雄虽然学历是最低的，但是他对社会上的事情还是最了解的嘛。”

　　1962年，吴伯雄从成功大学工商系毕业，服预备军官役一年，还被指定为“国防部三民主义巡回教官”，锻炼了他日后面对群众演讲侃侃而谈的良好口才。

　　几年前，他去厦门参加台湾农产品推介会，在会上一张口就语出惊人：“40多年前，我就在这附近。”——那时的他正好在金门服役，手中的几个炮口就对着对岸的厦门。

　　1968年，台湾选举条例改变，规定“省议员”要高中以上学历。这给了29岁的吴伯雄一个参政的机会。

　　在家人的鼓励下，吴参选桃园县第四届“省议员”。凭借雄厚的家族实力，他顺利当选，正式进入政坛，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省议员”。

　　1972年，33岁的吴伯雄当选桃园县长，是当时最年轻的县市长。此时，他的父亲结束县长一职刚两届。

　　吴伯雄开过一个玩笑：“我母亲是最有福气的，因为她跟三个县长睡过觉。”——“我的母亲林访兰，她的丈夫吴鸿麟与儿子吴伯雄前后担任过桃园县县长。我母亲的大哥叫林为恭，曾任苗栗县县长，他们兄妹是我外祖母床上带大的。你们看，我母亲不是跟三个县长睡过觉吗？”

　　那时吴伯雄的最大希望是要摆脱“吴鸿麟儿子”的标签，因为父亲做医生时对穷人免费看病，很多乡亲都是感恩于他的父亲才投票给他。

　　他一定能理解立志从政的儿子们的想法——今天，他的两个儿子也希望摆脱“吴伯雄儿子”的标签。

　　县长任内，吴伯雄出手不凡，尤其在工业发展和交通建设方面。中坜工业园区就在他的任内完成，桃园国际机场征地1000多公顷，他也能推动完成。

　　不过吴也坦承，在今天的民主时代，再想要征用那么多公顷的土地，简直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