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东珠海到河南扶沟一家四口的两地生活

　　这是一家四口，在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背景下，在同样遭受危机影响的中国的生存故事。他们是——父亲柴卫春、母亲梅雪、女儿柴娟以及儿子柴亚勇。

　　这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工家庭。一家人全都在外打工，先是父母，再是孩子。日复一日地从事简单而枯燥的劳动，生产的产品则销往世界各地。住在城市边缘的城中村狭小的接吻楼里，在南方度过一个又一个春节。这里从来不是他们的家，但他们已很满足了——工作稳定，只要多加班，就能多挣钱。

　　但是，去年9、10月份起，不可知的命运开始改变他们的生活。起初是厂里不再要求加班，降低工资，后来干脆说放假了。他们只有唯一的退路——回到分隔许久、已有些陌生的农村。

　　于是，梅雪和儿子柴亚勇返回了老家河南，柴卫春和女儿柴娟则继续在珠海三灶镇，等待不知何时到来的经济复苏。

　　这是结婚20年以来，柴卫春和梅雪第一次分开。妻子刚离开那阵，柴卫春感觉眼前一片黑，大病一场，高烧42度，“那几天一个人躺在床上，真是凄凉。”

　　腊月二十四，农历小年。梅雪在河南老家门口点燃了一挂鞭炮，拿起电话拨给远在珠海的丈夫：“听，你听到爆竹声吗？”

　　丈夫柴卫春此时正在珠海三灶镇狭小的出租屋里操持碗筷，将中午剩下的红薯粥热一热，算是晚饭，而农历小年的日子，要不是妻子的电话，他已经忘记。他快速吞下了一碗红薯粥，就赶去上夜班了。

　　半个月里，本刊记者由南而北，分别在广东珠海和河南扶沟，记录和观察这一家四口分居两地的日子。也试图同时描述，这一南一北、一个民工输出大县和一个民工主要流入地，在经济危机影响下的生存状况。

　　据统计，因金融危机影响，全国约有2000万农民工返乡。柴卫春一家，只是其中的缩影。

　　本刊记者  谭翊飞  发自珠海、扶沟

　　父女在珠海

　　保安员柴卫春的工作来之不易。

　　年前，因为思泰电子厂招工，却不要大龄男工，他失去了和妻子同在一个厂里工作的机会，只得去了一家化肥厂作搬运工。4年后，金融风暴来袭，厂里活不多，他被裁员了。

　　被裁员时是他家最困难的日子。工作没了，妻子、儿子、女儿也都处于半歇业状态。留下还是返乡？这是个问题。他跟妻子商量过 ：回老家吧。梅雪阻止了他 ：“回去干什么？田地又没有农活。”

　　柴卫春听了妻子的话，坚守一段时间后，果真找到了这份保安的工作。每天工作12小时，拿固定工资，上班若被发现打瞌睡每次扣50块。

　　柴卫春很满足，他认为这份工作再不会丢了，“厂子垮了，总还要人看财产”。但他的开支也在增加，上夜班每晚得一包烟，“没办法，否则会打瞌睡。”

　　为了增加收入，他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12个小时做保安，值班，另外六七个小时开摩托载客，碰上上夜班，他清早下班就开始拉客，下午才睡觉，“那样睡得香，倒下就睡着了”。

　　38岁的柴卫春留着平头，上身穿一件4年前刚来时买的黑色皮衣，下身一条暗色条纹裤。本刊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马路对面的摩托车上高喊：过来这边！

　　三灶镇的马路比扶沟宽得多，工人提前返乡，镇上已显冷清，挂着江西牌照的河南人开的摩托车，在马路上胡乱飞窜。

　　柴卫春也是摩托仔中的一员。他的摩托车载客生意在农民工返乡后直线下降，收入不到以往的一半，但抢劫和偷东西的却多了，晚上开摩托载客他会带上一根钢管，防止车被抢，人被打。

　　他有些怀念几个月前的生活，那时一家人其乐融融，加上侄子，5个人住在三室一厅的房间。现在亲人一个个离开了，他孤身一人住在单间。

　　他的床头有一本笔记本，上面记录了六合彩信息和每个月的工资数，还夹了一张全家福照片。他自己洗碗做饭，自己洗衣服，以前他从来不做这些。

　　几个月前，柴卫春的妻儿都在三灶镇思泰电子厂工作，这家成立不到10年的电子厂，以招收女工为主，最高峰时工人超过13000人。这是一家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除机械设备外几乎没有固定资产，厂房和土地都是租来的。儿子11月份离开这个厂时，厂里剩下三四千人，而到12月份妻子和女儿离开时，只剩下2000人。

　　离开是“被逼的”。思泰电子厂实行了“最低工资 + 伙食费 + 保险费+加班费”的薪酬制度，这也是珠三角地区这类工厂的普遍做法。妻子每个月800元底薪，减去伙食费120元(不管在厂里吃饭否，强制扣除)、保险费95元，如果没有加班，薪水就只有585元。

　　没有加班的日子让这对夫妇感觉非常吃紧，日常必须的开支房租、水电费、伙食费一一除去后，一个月还攒不到200元。

　　在他们的记忆中，工作没什么让人自豪的，不过是“像螺丝钉一样”被固定在不同岗位上。梅雪视力尚好，工作就是将不同颜色的细金属丝绕到指定的磁环上。

　　柴亚勇是厂里为数不多的男孩，绕线圈、备料组装、搬运，哪个岗位缺人他去哪里。有些车间温度很高，珠海的冬天最冷的时候，在车间内穿短袖还出汗。夏天的酷热，更让每个新工人难以忍受。

　　但他们已很满足于这样的工作，并且希望每天都有加不完的班。正常工作时间，他1小时的劳动所得只有2.5元，而加班则有7元，这还是近年经历了“民工荒”和劳动部门执法加强后大有提高的结果。可惜，现在他们连这样的工作都没有了。

　　柴卫春先让儿子回家。儿子在这个厂里只做了一年多，从去年8月份开始就没有加班了。儿子离开珠海前，先找了一个礼拜工作，一个也没有找到，连职业介绍所都关门了，他就下决心回去了。

　　儿子和他的表弟一同回家，他们都没活可干了。去年11月份已经是农民工返乡高峰期，他们先给长途车司机打电话订了位置，然后带了几件洗换衣服、手机充电器等必需品就去车站了。车费已上涨了40块，从珠海到扶沟县要240元，后来梅雪回家时又涨了20块，要260块，元旦时已经涨到500块。一路26小时，他和表弟什么也没吃，“就睡觉，保持体力。”

　　这趟长途汽车开通于2000年。以前，扶沟人返乡只能从广州坐火车，到许昌再转客车。那一年，中国经济出现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新一轮增长，国家的出口导向政策开始见效，劳动密集型产业迅猛发展。农民工开始更加迅猛地涌向沿海地区。

　　儿子回家后，妻子和女儿也相继被裁员之后，他们都做了同一件事——退社保。退回个人缴纳的部分，企业缴纳的不退，也不能转到农民工的户籍所在地，对广东省来说，这等于充实了他们的社保资金。

　　排队领社保，像是每个离开外来工的告别仪式。对他们夫妇来说，则是他们4年中唯一一次与三灶镇劳动部门打交道。

　　三灶镇位于珠海市西南，以年工业产值200亿元雄居珠海各镇之首。虽然财力充足，但三灶镇公共服务却严重不足。外来农民工有一二十万，而镇劳动所公务员编制只有5人。为了应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他们以外聘方式招聘了7名“准公务员”，即便如此，这12名人员管理十几万外来人口也相当不易。

　　这也是珠三角地区的普遍情况，一个小镇的财力充裕程度，让内地许多县市难以望其项背。比如，以工业产值比，三灶镇是扶沟县的3倍还有余。以公务员年薪比，同等级别，三灶镇是扶沟的10倍左右。

　　然而，富足的财政收入并没有改变公共服务的紧缺。户籍人口数仍然是劳动、公安等部门人员编制的基础，而三灶镇的外来人口已是户籍人口的4倍不止。

　　思泰电子厂大规模裁员后，镇上的人少了许多。但当地官员对此并不忧心。珠海市相对于整个珠江三角洲而言，经济发展较为缓慢，三灶镇却异军突起。一位当地媒体人士介绍：“(三灶)采取了非常规手段，政府办事效率比较高，将招商视为生命线，一切以项目为主。”

　　三灶镇政府大楼上镶嵌着金晃晃的大字：“居安思危，慢进即退。追商抢资，科学发展……”他们派出的招商队伍，除了去东莞、深圳的几乎每一家企业，还去了香港、日本。在二楼一间办公室里，三灶镇委副书记杨全对本刊记者说，“农民工撤离影响微乎其微，只是镇上的人气冷淡了些，外来工的消费能力也很有限。”

　　他最担心的，不是工人离开，而是已经走了上万人的思泰电子厂的老板会不会转移资产。如果企业转移了资产，老板拍屁股走，那么为了避免群体性事件爆发，政府要贴本先垫付工资。前些日子，已经发生了一起这样的事件。

　　金融危机发生后，广州番禺打工族服务部对广州、东莞、中山、佛山4市工人进行的调研显示，有超过25%的企业不再给工人买社保，超过21%的企业裁掉老员工，超过13%的工人所在工厂增加了伙食、水电扣款或更严厉的罚款制度。还有一些企业为转移资产、更改劳动合同，让工人变成另外一家企业的员工。

　　服务部主任曾飞洋对本刊记者说，“许多企业主转嫁危机，降低工人待遇，工人则是危机的最后承受者。生活水平在一步步倒退。他们没有当地户口，帮扶政策几乎没有，最后的退路就是回老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