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人的两会

　　不同于电视上那些众口一词、信心百倍、褒义词不断的两会代表委员，这四位敢说真话的代表委员展现了政治生态的另一面。他们是邓明义，韩徳云，任玉岭，梁晓声

　　本刊记者  谭翊飞  发自北京

　　3月，一年一度的两会又一次在北京召开。北京城的氛围因此显然严肃而紧张，保安措施陡然加强，重要路口都有武警站岗，地铁安检也得以加强，仿佛回到奥运会时期。

　　3月13日上午，国务院参事任玉岭、重庆律师韩德云共同走进了人民大会堂，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闭幕式。任玉岭已过古稀之年，历经建国后各种政治风云，他担任过两届全国政协常委，这一届没连任，以国务院参事身份列席会议。韩德云今年47岁，出生时“三年饥荒”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是他青少年时代的记忆。他是全国人大代表中为数不多的律师，他需要按下投票器表决各项决议。

　　中国的政治中心，天安门广场附近在会议期间实行了严格的安保措施，人民大会堂东路、南路均实行了交通管制。3月13日上午8时许，记者在现场看到，数十辆大巴驶入天安门广场，长长的车队远看像一列火车，天安门广场顿时变成了一个大型停车场。随即，人民大会堂东门人潮涌动，参会代表陆续步入会场。

　　北京时间9时，闭幕式开始举行。此前一天下午，人大主席团召开第四次会议，决定将经过各代表团审议修改后的6份决议草案提交全体代表审议。任玉岭说，上午整个会议只开了15分钟左右，代表们按下桌上的投票器表决了6份重要的报告，它们都事关2009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

　　此前一日，全国政协会议也闭幕了，作家梁晓声参加了政协闭幕会议，他是民盟界的代表。这次会议，他参与表决了3份关于政协的决议。在民盟五组的讨论会上，他痛斥“一些代表委员发言的质量水准和思想深度还不如网文”。

　　千里之外的广东佛山市美的集团，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技术工程师、52岁的邓明义也在关注着两会，她当过上一届的全国人大代表，这届落选。为了不浪费机会，去年3月份新一届人大代表履职之前，她紧急向全国人大寄送了6份建议书，可惜至今没有收到回复。

　　对于人口庞大、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来说，“两会”代表委员们责任重大。仅以代表的人口计，2985名代表，每位代表平均肩负着43万人的使命。若以政协委员的界别算，这届政协会议的2237名委员，代表了34个界别的意见。

　　在短短的9天时间内，人大代表不仅仅要审议政府工作报告、预算报告、经济和社会发展报告、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还要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这些文件一经审议便具有法律效力。

　　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律师韩德云、作家梁晓声和技术工程师邓明义，四个互不相识、来自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身份地位的代表委员，机缘巧合地先后汇聚于两会这个政治舞台。在这里，他们上演了几乎完全不同的政治变奏曲。

　　“我为你的建议和批评鼓掌”

　　邓明义至今仍觉得自己是稀里糊涂地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的。2002年底，广东省佛山市工会有人打电话给她，让她交10张照片，填几份表格上交，当时说是让她参加广东省人大。可到广东省人大召开，她也没有收到通知。她想，大概这事过去了吧。过了几个月，同事告诉她，她是全国人大代表，名字都公布了。她没收到任何通知，觉得可能是重名。同事们劝她打电话问问，电话打给全国人大，接电话的说不清楚，她以为真的不是。

　　几个月过后，2003年2月底，省人大来了一封信，让她去省里参加培训，她才知道自己真是全国人大代表。

　　每隔5年，全国人大代表换届一次，各省选举产生全国代表名单后，经确认，都要到2月底公布。同样是在2003年，重庆律师韩德云也第一次成为全国人大代表，他记不得当上人大代表的情形，大概是“有关部门，按阶层的分类，有一些指标”。

　　邓明义在省里培训结束一两天后，就跟着领导一同飞去了北京。从此，她开始了5年的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生涯。

　　邓明义努力适应人大开会的种种习惯。第一年刚去，她就发现开会制度上的许多缺陷：代表发言很不公平，时间没有限制，领导总是讲得很长，普通代表几乎没有机会；要审议的决议太多，临时发下来根本不可能看完；审议报告先开代表团会议，后进行小组讨论，许多代表在代表团会议发言时还没有来得及细看报告内容……

　　她把这些意见一一写入建议案，可至今仍没有什么改进。

　　她希望在代表团会议上发言，可为此竟等了3年。第一年，她不熟悉情况，没有主动争取发言机会。第二年，每个小组只有2人有机会在代表团会议上发言，没有轮到她。第三年，广东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李长春来参加讨论，本来安排她发言，并告诉她限时5分钟。前一天晚上，她在房间反复排练，把自己想说的都浓缩在5分钟内，可第二天她排在后面发言，被挤掉了。

　　第四年，安排了她发言，她的名字又排在后面，但来参加讨论的李铁映没有先发言，她终于有机会发言了，异常激动。这次发言，当时广东多家媒体都作了报道，她赢得了4次掌声。

　　她先说，“争取了3年才有发言机会，很珍惜这个发言机会。”大家鼓掌了。接着她说，“对代表的建议案承诺的答复，为什么没有兑现？”大家第二次鼓掌。她再接着说，“机会太难得了，还要补充两个建议。”掌声再一次响起。李铁映听了她的建议后说：“我为你的建议和批评鼓掌。”全场掌声又一次响起。

　　现在回想起来，她觉得人大开会效率不高，“大家左一句右一句，说完了就说完了，也没个总结，没个跟进。”她还看不惯拍马屁，“浪费那么多时间说好话，好话概括一两句说不就可以了，人大代表是要提出问题的啊。”

　　3月10日，在今年两会广东代表团小组讨论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直言，“大部分的发言基本上可以这样形容——每人发言10分钟，其中8分钟是歌功颂德的，1分钟对自己歌功颂德，剩下最后1分钟，来不及讲问题了……”

　　观看两会期间CCTV每日新闻联播内容，亦发现，绝大多数代表的发言对决议、报告都是赞声一片。与此相反，政协委员的发言则相对活跃，3月9日新闻联播节目播放的政协委员在政协全体大会上的发言，多涉尖锐问题，如第一个发言主题为“建立法官和检察官的分类监督管理机制”，第二个为征地制度改革。新闻联播在报道政协会议时也多加上一句“会议讨论热烈”。

　　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有人认为是因为人大代表是按地区组团，党政领导兼任人大代表十分普遍，领导在，当然不会乱说话；而政协会议是按界别分组，讨论相对集中，且委员们一般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对于官员兼任人大代表，邓明义也反复提议，希望全国人大考虑明确限制官员的比例。但官员兼任人大代表已成为惯例。

　　5年内，邓明义领衔提交了4份议案，个人提交了40份建议。2008年2月，她最后一次行使全国人大代表权利，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寄了6份建议，可惜至今她没有收到一份回复。

　　东方文化传统

　　与邓明义的“稀里糊涂”不同，韩德云可是活得“明明白白”。他对记者说，他的一切经历都与改革开放有关：1978年恢复高考，他考上了西南政法学院，毕业后做了近10年大学老师。1992年邓公南巡，两年后他辞职下海，成为一名律师。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新社会阶层参与政治，次年他成了一名全国人大代表。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重庆代表团驻地，门卫把守森严。韩德云从门卫室把记者接到了房间。浓密的落腮胡，一身西装，颇具知识分子气质。

　　韩德云的律师事务所向来与政府合作密切，是重庆市第一家接受政府立法委托的律所。那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只有不到10名律师。

　　韩德云与邓明义一样，也是议案和建议大户。他认为自己“动手能力比较强”，“他们都知道，每年都不用分议案给我(由人大代表联络处提供议案素材，素材一般来源于各省有关部门，分给各人大代表作为领衔人，由领衔人负责找其他代表签字)，我自己的议案就很多了。”

　　韩德云善于发现社会热点问题，他称自己任人大代表7年来，提交了150多分议案或建议。他今年提交的一份建议案是“关于请求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的建议”。他试图在复杂的政治现实中寻找一条相互妥协的改革之路，而不是激烈的社会变革。“政治就是妥协的结果，必须承认现实。”

　　他设计了一套官员公布财产的办法：从新公务员开始申报，报给上级主管单位，上级主管单位的同级监察部门负责监察。“不要把申报财产视为惩治腐败一吃就灵的药，它只是提供了一种机会，其实不可能所有的都查，监察部门可设定一个标准或抽查。”

　　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代表们吃饭的时候互相签名很普遍，邓明义曾就此专门提出建议案，“突击完成议案签名的现象比较普遍，基本上是在开会前和吃饭时代表比较集中的场合进行集中签名，大部分代表连议案的内容都来不及看就签了名，几乎没有时间让签名的代表对议案多一些了解，更不可能提出意见使议案更加完善。”

　　按照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全国人大代表提出议案，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是代表联名提出，二是代表团提出。如果是代表联名提出议案，至少应有30名代表联名。有一年，邓明义发起一个限制官员兼人大代表的议案，她拿着人大代表名单，找基层代表的房号，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敲门，说服对方签字。有一位基层代表正在接受记者采访，看也没看就签了，第二天吃中饭时，那位代表让她把自己的名字去掉，担心签了那样的议案领导不高兴。而对于大多数人大分配的议案，代表们几乎都是来者不拒。

　　各省代表联络处一直是议案的重要来源之一，以前是各省人大常委的下属机构，2005年下半年以来，为了加强人大代表闭会期间与群众的联系，各省代表联络处直属全国人大管理，而全国人大下拨的代表调研经费也由该机构负责管理。

　　韩德云对议案及建议的回复情况很满意，“基本上都采纳了，60%得到了落实。”他觉得原因是，他是律师，具有优势，提的议案多与修订法律有关。前几年全国人大每年都要通过8到10部法律。

　　2004年两会，恰逢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他准备提交一份关于台湾的议案——《关于全国人大就台湾问题作出决议的议案》，“自1979年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后，全国人大就很少对台发言，而如果要发起维护统一的战争，需要全国人大的授权。”那时，他还没有想到要就此立一部反分裂法。

　　议案签好了名，他送到大会秘书处，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这个不能立案，现在局势比较微妙，建议只作建议案。”对方告诉他议案都要在网上公开目录，公开影响不好。过了两天，对方又告诉他，“建议案也要公开目录，建议案今年也不提为好，转给中央领导作内部参考。”

　　他服从了“领导安排”，议案和建议案都没提。第二年全国人大迅速制定并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他觉得这里面有自己的功劳，“虽然这个没有正式立案，但比立案的还管用。”

　　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我们的国务院和人大的关系，不是西方抗辩式、质询式的，而是一府两院协同工作。”“这是东方的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