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头狱霸之治】牢中生死录

　　■编者按

　　这组系列报道，欲通过还原牢头狱霸真实的生存土壤，来寻找治理之策。

　　牢头狱霸的社会之痛绵延古今中外，尤其在当下的中国，又纠结产生于刑事司法制度中的若干不足。对此，最高检的官员也坦承“牢头狱霸长期存在”，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打击。

　　我们宁愿相信，近段时间屡被曝光的看守所死人事件，并非是因为看守所的管理变糟了，而是因为媒体更为开放了，才使这多年的痼疾得以见于天下，并刺激舆论从沉痛中寻找制度出路。

　　看守所死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纯暴力打死的，还有两个原因是，犯人精神极度紧张、营养极度缺乏……我是当兵的出身，身体棒棒的，那么残酷的训练都经受得起，进来却连续7天盗汗，极度虚弱。要是适应不了环境，没调整好，就走了……

　　郑言水，曾在某看守所蹲过3年冤狱，后被无罪释放。他在看守所从“新收”(黑话，指新进看守所的人)混到了号长(即俗称的牢头)，几历死生。2009年3月下旬，他向南方周末记者作了口述。

　　号里，一个丛林法则的小社会

　　打了一次架，人家就不敢小看我了。在号里如果是软蛋，那就有洗不完的衣服，洗不完的碗。

　　2001年3月9日上午9点多，我被警察带进了看守所。警察检查完身体，按规定搜走了我的腰带、皮带后，我拎着裤子、光着脚进了“仓”。福州将监舍称作“仓库”，嫌疑人出监、入监称作“进仓”、“出仓”。

　　大铁门里面，房间有二十几平方米，呆了二十七八个人，大家忙着做灯花、编织、穿珠子，后来我知道这是看守所规定的劳动任务。房间有六七米高，只有一个窗户，几乎不见阳光。

　　我的到来让大家很兴奋。“脱衣服，浇头。”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说，后来我知道他是号长。屋里有个天井，我被叫到天井中央“过关”。凉水浇了二三十桶，3月份还很冷，我全身都冻硬了。还有二十多个人围着我，盯着我看，我脱光了站在那里，恐惧到了极点……

　　后来我知道“浇头”还算好的，我们这里是干部号，关着公务员、外籍人员、老人以及一些托人关照过的嫌疑人。看守所里有两个干部号，其他都是大号，关的就是杀人、抢劫等刑事犯罪嫌疑人，新入号的犯人过关的方式就是挨打，类似《水浒传》里的“杀威棒”。

　　浇完头，号长叫我过去问案情。他听完了之后说了声“很麻烦”，就叫我去劳动。穿了一上午珠子，中午一口饭没吃下去。晚上10点多，大家陆续睡下了，50厘米高的大通铺上挤挤挨挨地睡了十几个人，连一只脚都插不进去。这时号长发话了，你睡“海山”吧。我就拿了生产用的纸皮铺到“海山”边。“海山”原来是本市最豪华的宾馆，在这里指的是茅坑，故意讽刺的。因为铺位有限，有一半的犯人要睡到通道和“海山”边。人多的时候，连“海山”边都睡不下，只能在墙上靠着，或者轮流值班，轮流睡觉。

　　刚开始几天很害怕，后来慢慢适应了，发现这是个很特殊的社会。号里有28个人，分为3个等级，从高到低分别为“一斤”、“二斤”、“三斤”。“一斤”是号长和当头的几个人，即“高层”，“二斤”是中层，“三斤”是新来的和地位低下的嫌疑人。号长通常是干部(指警察)指定的，其他“一斤”、“二斤”和“三斤”是自动形成的。决定等级高低因素有多种，包括拳头有多硬，和干部、号长关系好坏等，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案情，诈骗、强奸等嫌疑人被认为人品有问题，是混不上“一斤”、“二斤”的。

　　起初也有人欺负我，有天轮到一个合同诈骗嫌疑人值班分饭菜。菜是煮土豆，他分给我的只有汤。我火起：“你不要狗眼看人低！”他说：“你新来的要怎样？”两三个人就围过来了，我这边也有两三个人，打起来了。几分钟之后，干部来了，用警棍在铁门上敲，警告我们。号长也过来调解。

　　打了一次架，人家就不敢小看我了。在“海山”边睡了半个月，就去睡通道，差不多睡了一年。在号里如果是软蛋，那就有洗不完的衣服，洗不完的碗。有一个房管局的前科长就比较软蛋，总是受人欺负，这种人是多数。如果你有钱，可以买些东西来孝敬“号长”以及其他“一斤”、“二斤”，这样日子就好过点。要是既没钱又没身份，只能扫地，帮人捶背，洗短裤，非常痛苦。

　　号长，微小的权力被无限放大

　　并不是所有的牢头(号长)都是狱霸。只有当牢头太凌厉霸道，警察又不够负责任时，才会变成“狱霸”。

　　在这个看守所，一个警察要管两个号，每个号都有二三十人，直接管理是不可能的，都通过号长来遥控。所以，一个号长素质高低，对看守所的秩序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比如新来的犯人能否“服水土”，关键要靠号长的调教。

　　做号长意味着有利益上的好处。在外面，微小得可以忽略不计的资源在这里被无限放大，成为人人羡慕的东西。号长，吃东西会多一点，少干点活，晚上睡觉位置大一点。看守所里不许给家人写信，只能寄明信片，但号长就有每月给家人写一两封信的“特权”。这些在外面都是很小的事情，在里面就不得了。多写张明信片有什么？在里面都是一根根救命稻草，你想捞都捞不着的。

　　当号长还有一个好处，每天都“出仓”两次，向干部汇报工作。这是了不得的待遇，绝大多数的犯人，无论关几年，只有进仓、出仓两次。

　　老号长走了之后，干部觉得我威信还行，让我当号长。我就是为了出去透透风，才同意当号长的。在仓里呆着只能看三四米远的地方，眼睛都半瞎了。

　　我能出去，还能打听一些外面的信息，嫌疑人与世隔绝，我回来讲给他们听，人家都很羡慕。

　　号长也掌握着资源分配的权力。比如睡觉，每天晚上，睡床上和海山，天差地别。晚上值班分成早、中、晚三班，中班正好是半夜，是最难受的，怎么排班，也是号长一句话；饭菜很差，一菜一汤，青菜都煮黄了，可是能否吃到一口菜，也得号长说了算。

　　号长可以决定你能否给家里邮寄明信片。干部把明信片分给号长，要是号长给使点小动作，就会根本寄不出去。点点滴滴的权力，外人看起来很可笑，但对嫌疑人来说就很重要。

　　号长和干部的关系很微妙。干部利用号长来管犯人，需要给号长一些好处。如果干部向犯人索取一些利益，或者犯人要跟家里人取得联系，都得号长“牵线搭桥”。号长跟干部合伙搞这些事是违法的，我在这里呆了3年，有好几个警察进去了。

　　到了后期，我们吃上了“干部菜”，这是干部给我们做的大好事。一个月交800到1000块，中午和晚上能吃上5块钱那种盒饭。号里有三分之一的人吃，其他的人眼巴巴地看着我们吃，吃剩下的他们就分了。

　　并不是所有的牢头(号长)都是狱霸。牢头要维护监管秩序，也要有正义感和同情心。有的号长在外面捞，在里面也捞，太凌厉霸道，如果警察又不够负责任时，号长就会变成“狱霸”。不过号长要是民愤太大，警察也怕出事，会把你换掉。

　　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地死人

　　看守所死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里生存环境太恶劣了。除了纯暴力打死的，还有两个原因，犯人精神极度紧张、营养极度缺乏。

　　我只当了一年的号长，就坚决不再当了。二十多人呆在一个房间里，吃喝拉撒都在一起，哪能不打架？如果号长威慑力不够，就管不住犯人。通常干部会派几个比较凶悍的犯人给号长撑腰。遇到事了，是打还是不打？很为难。

　　号里有一个“小山东”，身高一米八二，二十七八岁，以前是当保安的，很壮。他在大号里被人把脾脏打坏了。脾脏摘除后，瘦了好几十斤，每天弓着腰，饭量一点点。他给我们看伤疤，有十几厘米长。他要是再放在大号里，就被人打死了。干部号这种事比较少，就是冲突起来强度也比较低。干部才把他调过来。大号很恐怖，打架的，斗殴的，强奸的，抢劫的，都有。

　　白天干部盯着监控屏幕，号里发生异常立刻就赶过来；晚上就是犯人自己管犯人。晚上出了事情，比如打架要把人打死了，或者有人病得很重，号长就带领大家拍床板“喊号”，干部就会跑过来处理。“喊号”天天都有的，经常听见隔壁发生骚乱的声音。

　　号里莫名其妙地死人很常见。每隔一段时间，看守所的医生就来发维生素B、D呀，我们问怎么回事呀？医生说又死了个人，解剖了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号里营养不好，赶紧给大家补充些营养，以防万一。

　　看守所里两三年都吃不到一口青菜。这里关了很多处级、厅局级的人物，大家经常谈拌空心菜，都会流口水。我在这里呆了半年头发就白了，一方面是因为愁案子，另一方面营养太差。

　　看守所死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里生存环境太恶劣了。除了纯暴力打死的，还有两个原因，犯人精神极度紧张、营养极度缺乏。比如说刚进来的嫌疑人生命是最脆弱的。经过审讯的高压，嫌疑人身心俱疲，没吃没喝，精神高度紧张，不堪一击，在外面可能20拳都打不死，进来一个指头就戳死了。我是当兵的出身，身体棒棒的，那么残酷的训练都经受得起，进来却连续7天盗汗，极度虚弱。要是适应不了环境，没调整好，就走了。

　　我们这里从不放风，一个个皮肤雪白雪白的。晒太阳怎么晒？冬天的上午，有一缕阳光从窗户射进来，总共也就十几分钟，大家就轮流晒一会儿。这是最让我刻骨铭心的。

　　干部是不会进号的，除非搜查违禁品。那时候武警手持冲锋枪冲进号里，大家抱头蹲在墙角，要是哪个人抬起头，橡皮棍就敲过来了，那真是奇耻大辱。我们这些人还不是犯人，是嫌疑人哪。

　　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

　　我们最羡慕的是一个外籍华人。他是个诈骗嫌疑人。每个月，该国领事馆驻广州的领事都会飞过来看他，我们感到他们把人看得最重。“坐牢”3年，我脑海里经常会浮现《水浒传》描写狱卒的细节，一千年过去了，狱卒除了衣服穿得不一样，有多少本质区别呢。

　　在号里所有的信息外面的人都不会知道。按照规定，嫌疑人不可以会见家人，就是律师，我也是三个多月后第一次见。出来之后我才知道，这都是律师申请了好多次看守所才同意的。一年大约只能见一两次，每次都高兴得不得了。会面大约有半个小时，除了案子，没法谈别的。警察在旁边，提到别的就会打断。再说，这些东西跟律师讲了有什么用呢？

　　我们最羡慕的是一个外籍华人。他是个诈骗犯，关了两年。诈骗罪是最让号里人瞧不起的，但他属于“一斤”、“二斤”的人物，连警察都畏惧他三分。因为，每个月，该国领事馆驻广州的领事都会飞过来看他，雷打不动，他每次都很骄傲地出去。我们问他，每个月都看你，哪有那么多话说？他说不过就是问是不是挨打之类的，就是一句话不说，人家也来看，这是规矩。这个形式代表了很多很多内容。我们感到他们把人看得最重。(应当事人要求，郑言水为化名)(口述 郑言水，采访 南方周末记者 黄秀丽 发自北京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