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开发商廖云凯(化名)在迪拜砸下的近千万美金被深度套牢，据他称，像他这样规模的开发商有六七个，如今基本已经撤回国内；而2007~2008上半年在迪拜炒房的中国人逾万，目前离开的人数数据不详，有的悄然回国，有的因身负巨债“人间蒸发”……

　　现在，遍布在这座奢华天堂的工地寂静无声，《纽约时报》说，“三千多辆豪华车被失去工作的车主抛弃在迪拜机场车库”，其房地产最火爆时，曾有10万中国劳工为其添砖加瓦，如今，他们成了海外撤军的大部队。

　　位于刚果(金)加丹加省鲁本巴希城的矿区眼下几成空城。2008年下旬，成立不久的中非矿业和勘探公司(CAMEC)宣布旗下的 世 界 最 大 钴 矿 之 一MUKONDO矿停产，90%的中资冶金厂随即陆续撤走。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开设备公司的河南人李克不得不暂停选铜业务，这也意味着她暂时不必再到矿区受苦，“那根本不是正常人过的生活，空调、床甚至床垫都得从国内带，除了超过100%的利润，没人想在那儿多呆一秒钟！”

　　除去略带夸张的描述，刚果(金)与上述三个充满告别的国家有着共同点——非移民国家，国籍对中国人而言没多少吸引力。那儿的中国人只想把“牛奶”带回来，而从没想过要和奶牛生活一辈子，奶牛奶水不足了，他们也就回来了。

　　事实证明，中国“挤奶工”不太可能与这些“奶牛场”同呼吸，永相随。这让加丹加省省长穆伊斯·卡腾比(MoiseKatumbi)很受伤，“一些认真的(中国)公司留了下来，我对他们没有什么意见。但他们只占原来在这里的中国企业的10%，加丹加省并非野外丛林，他们的行为就像是在丛林一样。”

　　 不是地狱，不是天堂

　　“请你不要把我们描述成之前生活在天堂，现在掉进了地狱，我们一直在过着正常人的生活。现在，即使我们无生意可做，但仍然享受着不错的福利和教育。”

　　情况还不是最糟，在欧美绝大多数华商还没打算轻言放弃，选择就地冬眠。

　　法国华商会会长卓旭光、意大利青田同乡总会会长周林光不约而同地告诉本报记者，当地华商的生意受影响很严重，但不会集体撤退，“撤了，家庭怎么办？撤到哪里？”

　　这也是青田的宾馆、楼市沉寂，但始终未出现返乡潮的原因。对于绝大多数赴欧洲的华人而言，除了赚钱，他们还带去一个“欧洲梦”，梦里有房子、车子、孩子的教育、绿卡、及高福利的公民待遇。他们大多是整个家族都搬到欧洲去的移民。即便短暂的撤回，更多的是基于国内生活费用低廉的考虑，类似于休假避冬。

　　刚回国的贾宏(化名)在巴黎93区(巴黎最大的中国商人批零区，以温州人居多)做日用品贸易28年，生意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急转直下，不得不将两千多平方米的仓库转让。但他从没想过回国发展，如今，他一家四口都是法律意义上的法国人，“难道回来开外资企业？”

　　如今，法国及所有在欧洲开餐馆和做贸易的中小华商正在采用各种办法降低消耗，维持体温过冬——生意做得大的，关掉一两间超市或餐馆；生意难以为继的，转让仓库减少开销；从餐饮转做贸易仍没上手的，又转回去做餐饮；生意完全做不下去的，好歹还有亲友的接济。再不济，选择回国暂避，压缩自己的生活消费成本。

　　这段时间，欧洲各国当地华人报纸上登满了餐馆和仓库转让信息，尽管价钱仅是危机前的一半，仍然不好脱手。贾宏此次回国还顺便帮一个亲戚推销一个戴高乐机场附近一万多平方米的仓库，转让费每平方米仅340法郎，大多数人的表情先是惊讶，然后恢复平静，“再低价，盘过来也亏，现在哪用得上那么大的仓库啊……”

　　《2008年世界华商发展报告》描述欧洲状况时以意大利重要进出口港热那亚为例，“2008年下半年开始，200多家华人企业中，30%的企业目前入不敷出，60%的企业尚可维持，盈利的企业还不到10%。”

　　青田籍意大利华商林可可(化名)回国休整前，卖掉了两间餐馆中的一间。她告诉本报记者，前几年受SARS和禽流感影响，加上当地媒体对华人的攻击，她和老乡们的餐馆生意淡了许多，很多馆子关门，现在又摊上全球金融危机……

　　“但请你不要把我们描述成之前生活在天堂，现在掉进了地狱，我们一直在过着正常人的生活。现在，即使我们无生意可做，但仍然享受着不错的福利和教育。”

　　 “中国人命硬”

　　经济复苏后，有的人会重新返回，有的则有新的变动，“中国人命硬”。

　　在俄罗斯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宫姓老华商认为，即便情势严峻，此次全球华商回撤仍是一次例行调整，经济复苏后，有的人会重新返回，有的则有新的变动。“中国人命硬。”他说。

　　宫经历过1998年俄罗斯金融动荡，彼时一夜之间，卢布(旧)对美元的汇率从1∶5000跌到1∶24000，俄罗斯内务部同样查封了大批中国货，很多些人倾家荡产，有些人撤回了国。可十年之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人的市场热闹得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命硬”更多因为华商择木而栖的生存哲学。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东欧巨变后，东欧华商陆续迁居西欧发展，以青田人为例，巨变前，曾有2万多人积聚于俄罗斯、波兰及匈牙利，目前已减少到一千多人。离开的大部分人照样敏锐地寻找到了新的乐土，他们坚信，世界之大，岂无容身之地。

　　当然，“命硬”还意味着敢于逆流而上，主动寻求转型。与那些撤退路线并行的是不易察觉的华商在异国寻求新出路的转移路线，已经隐约成型。

　　男性奢侈品贸易商温敏琪(化名)的订货商均来自意大利，其产品的消费者是中产阶级和金融精英男。去年下半年开始，温的订单减少了四分之三，现在，她打算开拓消费能力不高的亚非拉市场，“哪个国家都有富人，关键要看市场有没饱和”。

　　在迪拜拥有四座大型商城的阿联酋温州商会会长陈志远今年打算进军美国，奥巴马当选总统让他不停称赞这个国家“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没什么不可包容的人”。

　　在尼日利亚的温州鞋商储海斌也有听说，在尼几个家大业大的华商春节后将家族事业转移到欧美去了，“中国人在尼日利亚的贸易结构太单一，都集中在中低端市场，要有更大的发展，必须转型”。

　　危机前，强者愈强愈安全的道理逼迫着中小华商们反思华商族群的发展路径——当年巴黎93区的温州人从事的日货、箱包、服装及鞋子的生意，基本都是从完成了“版本”升级的犹太人手中接过的盘，犹太人早已转型至相对规模和高端的产业，成为危机中抵抗力强的一部分。

　　尽管在当下海外中小华商大多身单力薄的背景下，这样的转型之路仍显艰难和个案，毕竟，资金雄厚者才有资本及机会开拓新天地。

　　对于他们大部分人而言，更现实和内在的期许寄予下一代，向经济条件更好、体制更优越的国家移民，或工作。在巴黎做生意的温州人贾宏的孩子正在大学念历史，他支持儿子的选择，“我们当年都是初中没毕业就出了国，现在小孩大学毕业，还做百货批发？那可不行！”

　　(《青田侨报》叶肖钟、巴西里约华人联谊会副会长尹楚平对本文有贡献，特别感谢)南方周末记者 潘晓凌，实习生 吴达，特约撰稿 贲鹏 姚望 发自浙江青田、温州、广州、北京、莫斯科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