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商“撤退”不完全地图

　　■有成群结队撤回中国，以致生意地几成空城；亦有原地坚守，但生意几近停滞，选择短期回国休眠；还有选择逆流直上，转移阵地……

　　■所有人都无法给出确切的撤退数据和完整的撤退路线，但几乎所有人又都无奈地承认，这次“撤退”人数之多，范围之大，史无先例

　　■2008年世界华商企业的总资产缩水约三分之一，相当于蒸发掉近三十场北京奥运会

　　■“一些认真的(中国)公司留了下来，我对它们没有什么意见。但他们只占原来在这里的中国企业的10%”

　　眼下，如果有人想制作一幅准确的海外华商分布图，最好每周甚至每日更新一次，否则趁早死心。

　　自2008下半年开始，遍布世界各地的中小华商行踪变动剧烈而频繁。这不像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成千上万浙江、福建人偷渡出境，继而成家族地向西迁徙；也不似90年代区域性金融危机或异国打压政策影响下，俄罗斯与东欧华商一度的集体撤退。

　　所有人都无法给出确切的撤退数据和完整的撤退路线，但几乎所有人又都无奈地承认，这次“撤退”人数之多，范围之大，史无先例。更要命的是，没有人知道何时是个尽头。

　　甚至，连撤退的描述都已不尽准确。事实上，有成群结队撤回中国，以致生意地几成空城；亦有原地坚守，但生意几近停滞，选择短期回国休眠；还有选择逆流直上，转移阵地……但华商们最初的原点——中国，仍是密集的归处，而相较于各自的出发点，又无一不具有败退意味。

　　这幅箭头指向纷杂的海外中小华商撤退不完整地图，源于这场仍在延续的全球金融危机，一份名为《2008年世界华商发展报告》的公开资料指出，2008年世界华商企业的总资产缩水约三分之一，相当于蒸发掉近三十场北京奥运会。“这是史无前例的。”研究组一成员说。

　　 一县知秋

　　金融危机前，回乡华侨因为懒得打扫房子而住县城最豪华的四星级酒店，现在改住家中。

　　若将这张海外中小华商撤退地图局部放大，锁定位于中国浙江西北部的青田县，这座面积不到3平方公里的县城城区遍布全球华商境遇的“显示器”，它可以是一座宾馆、一幢住宅、一家银行甚至是一间咖啡馆。

　　青田算得上是中国距离世界最近的县城，海外华侨人数二十三万余，是目前常驻人口总数的70%，其96%集中于欧洲。这还是一座资源贫瘠的县城，其经济拉动及财政收入主要依赖海外华商的反哺。出国厨师培训班、欧洲小语种速成班等服务随处可见。这几天欧元升值，位于县中心的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里，赶来兑换的人从柜台前排到了马路上，其中不乏回撤的华商。

　　3月27日，开元大酒店。俄罗斯服装贸易商张锦华(化名)孤零零地坐在豪华而冷清的大堂咖啡区里，整个下午，他是仅有的四五位客人之一。

　　金融危机前，这座全县最顶级的四星级酒店是当地冠盖云集之地，以往春节前后是旺季，五百元一天的普通客房全部客满，多是衣锦还乡的华商。白天，归国华商们坐在咖啡区里会客访亲，讲一口难懂的青田话，却钟情于纯正的意大利浓咖。

　　如今，整座县城笼罩在华商“异国败退”的阴霾下，开元也冷清许多。张锦华1月份回国前，像往年一样提前订房，却被告知“即到即住”。这并不是因为无人回国的缘故。

　　青田侨务办公室吴小玥告诉本报记者，青田华侨在欧洲主要从事餐饮业和贸易，因金融危机引发货币贬值及消费低迷，打击惨重，“许多华侨把店铺关了，或留守一两人，回国休假”。

　　但绝大多数人改住家中，“以前，他们因为懒得打扫房子而动辄住开元酒店”。2009年春节后，当地诸如香溢花园等高档楼盘在夜幕中难得地灯光闪烁。

　　回来的人数难以统计，没人认为这是一件值得张扬的事。吴小玥给一些侨商打电话，对方不是沉默，便是唉声叹气，然后匆匆挂了电话。

　　更明显的萧条是县里暂停的地产工地。当地绝大多数楼盘、物业，包括开元大酒店，均是华侨单独投资或融资修建的，买房、炒楼者也多半是华侨。金融危机前，这座居民人均年收入18478元的县城，楼价最高炒到了两万多一平方米，夜晚，这些楼盘常常几无亮灯，因为它们的主人常年在外。而眼下，有的楼盘因开发商资金断裂而暂停建设，那些天价楼盘已是有价无市。

　　3月底，县侨办主任徐向春陪同县领导赴欧洲，“给青田老乡打气。”“这是青田华商最艰难的年份，谁知道它会持续多久。”吴说。告别“奶牛”

　　那儿的中国人只想把 “牛奶”带回来，而从没想过要和奶牛生活一辈子，奶牛奶水不足了，他们也就回来了。

　　如果设定一个告别指数，全球充满告别的地方前四位是刚果(金)、尼日利亚、迪拜和俄罗斯。数以万计的华商正从这四个国家集体出走，他们的目标一致，向东，回到中国。

　　合肥人孙宏伟是走得最坚决的一个，至少这辈子，他不想再看俄罗斯彼得罗夫斯克一眼。成百上千车木头、积满灰尘的厂房、停止转动的伐木锯，彼得罗夫斯克眼下只剩这些了。这座拥有大片原始森林的俄罗斯边陲小城，曾因紧挨中国满洲里而成为热闹非凡的双边木材贸易中心。现在，它重归寂寥。

　　孙宏伟与近万名在那儿以木材贸易为生的中国老板和打工者是被贬值幅度近60%的卢布(俄罗斯货币)和骤然冰冻的林木贸易逼走的。

　　回到合肥的他打算重操旧业，开发游戏软件，“经济是好是坏，总有人玩”。

　　聚集了近10万名华商的莫斯科集装箱大市场，2008年连接遭遇“9·11”封仓和卢布大幅贬值的双重打击。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研究院教授格尔博拉斯认为，数千华商将被迫回国。莫斯科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副会长李宗伦说：“主要是俄方一些机构和个人把危机转嫁到弱势商业群体身上，比如华商。”

　　市场生意惨淡，心理压力大，很多华商选择了到赌场缓解压力。在莫斯科最大的几家卡西诺(赌场)如：阿尔巴特、小鹰及宇宙宾馆里，华商随处可见。阿尔巴特赌场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员工说：“我认识一位华商，莫斯科许多地方都没去过，但是他自己说可以从莫斯科任何一家赌场门口找到回家的路。”

　　尼日利亚也面临货币大幅贬值的危机。2008年圣诞节旺季过后，温州鞋商储海斌身边的同行80%都选择了离开，3月下旬，储也定了回国的机票。在拉格斯做中介服务的宁波人胡潇勇专为同胞提供证件代办、房屋租赁和车辆租借服务，此前他每天都会接到上百个咨询电话，而现在“电话半天都懒得响一声”。

　　与在俄罗斯及尼日利亚经营传统的日杂服装批零的同胞相比，进军迪拜与刚果(金)的中国商人则热衷于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2006年，数以万计的中国人因受疯狂飙升的房价与国际铜价刺激，分别涌入迪拜与刚果(金)淘金。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立马刺破这两团畸高的泡沫，两股狂热的人流再又集体回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