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药物永远都是双刃剑，大量的黄体酮也可能使胎儿脊柱、肛门、四肢等部位发生畸形，这种风险是正常怀孕的8倍。如果使用人工合成的孕酮，还会使约18%的女性胎儿男性化。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的流行病专家JennitaReefhuis博士在去年11月《人类生殖》期刊中发表文章报告称，试管婴儿存在先天缺陷的可能性是普通婴儿的二到四倍。

　　任何事情都会有风险，但获得婴儿的渴望总能压倒恐惧占据上风。

　　代孕妈妈制造婴儿的生产正式开始。她们住在由委托方安排的房子里或者由中介方统一管理。随着腹中胎儿的成长，她们将陆续收到委托家庭支付的阶段性佣金。

　　在这将近10个月的怀孕中，代孕妈妈的血压会升高，心脏病、糖尿病、肝炎等疾病出现的风险极大增加，移植入宫腔的胚胎还有可能流入输卵管内发生宫外孕。为保证“试管婴儿”成功率，医院通常每次会移植多个胚胎，多胎发生率也高，这使得合并症更容易产生。这些疾病在妊娠结束后也不一定随之消失，一些损害将是永久性的。

　　10个月过后，最关键的时刻来临——代孕妈妈分娩。不论对委托方、代孕妈妈来说这都是最惊险的一个环节。

　　双方需要面临的是所有孕妇都要面对的风险，比如昏迷、产前大出血、胎盘粘连，即使在医疗条件较好的美国，每10万孕产妇中也会发生11例死亡，而中国2008年孕妇死亡率是美国的3倍以上。没有哪个行业的生产者面临比代孕妈妈更高的身体风险。

　　为防止意外出现，委托方和代孕方事先会签订协议。最坏的情况是死亡，如果事故真的发生，按市场上的赔偿价，代孕妈妈的生命将换回1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这一切都写在代孕中介提供给双方的合同范本中。

　　如果一切万幸，胎儿顺利产下，母子平安，接下来需要完成最后一道验货的工序：亲子鉴定。之后，货款交割。委托方付齐所有“酬谢金”，带走孩子。

　　代孕妈妈与相处10个月的孩子分离。大多数情况下，双方今后不会再联系。

　　谁在出租子宫？

　　然而婴儿并不是商品，代孕妈妈也不仅仅是制造婴儿的“工人”。

　　殷天亮是内蒙古卫视的一位编导，由于录制节目原因，她接触了很多代孕妈妈，她发现：尽管很多代孕妈妈声称孩子和她们并没有关系，但在和她们的交谈中，她还是能感受到被有意压抑的情感。这种感情与代孕妈妈的年龄成反比，如果代孕妈妈是人生第一次生育，她对孩子的情感就更加难以割舍。身为代孕中介的林青对此并不否认：“通常我们会建议客户挑选有过生育经历的代孕妈妈，她们的身体经过考验，情感也更加理智。”

　　在林青的资料库里，记者看到了一些代孕妈妈的资料。她们大部分在30岁左右，七成的人从来没有过生育经验。“保密”和“安全”是很多代孕妈妈在报名时反复强调的两点要素。她们只想完成使命，拿钱走人，并不想卷入其它争端之中。

　　“大部分人做代孕妈妈是出于经济原因。有需要还债的，有想出国的。”林青说。一个代孕妈妈一次代孕收益大约在10-15万之间，这远远超过她们的平均收入水平。有的人缺钱，有的人缺孩子，双方最终达成了交易。

　　对于“代孕”商业行为本身，中国国内还没有学术机构或公益组织开展过研究。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德博拉·斯帕尔(DeboraL.Spar)2006年出版了一本书《婴儿生意》，专门探讨了辅助生育市场的现状。在接受《南都周刊》专访时，她表示，最让她吃惊的是：在她所接触过的众多行业里，这是第一个很明显存在买卖双方，而且有金钱交易，但是却没有人承认他们正在从事商业交易的行业。

　　“当人们从事婴儿交易的行为时，他们内心自然地认为这种商业行为并不让人舒服。我完全理解他们的不自在，但是事实是，他们之间确实存在一种商业关系。”

　　在AA69代孕网上，“代孕妈妈”的级别被分为A—H级：A级标准最低，初中学历，容貌一般，待遇4万，到了H级，要求有本科学历，容貌较好，待遇可以提到10万元以上。这让很多人觉得和在超市里挑选商品并无二致。

　　“如果经济上不困难，没有谁愿意做这个。毕竟有10个月你不能见到家人。”一位山东聊城的代孕妈妈告诉记者，她认识的大部分代孕妈妈都出于经济上的无奈。

　　这是一次身体拿换金钱的冒险。

　　医院与中介的勾结

　　技术的革新总意味着新的产业，代孕的兴起和试管婴儿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

　　1988年3月10日，中国内地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于北医三院。此后20年间，试管婴儿技术迅速普及应用，据卫生部统计，从1988年到2004年，中国大陆约有1万多例试管婴儿出生。而目前，全国每个省都有生殖中心，有国家正规资质的试管婴儿单位138家，他们能够制造的试管婴儿总量相当可观。

　　湖北同济医院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该院共开展试管婴儿手术1300多例，去年有1800多例，预计今年将达到2000例以上，几乎每年都以40%左右的速度递增。

　　当年主持中国第一例试管婴儿生产的北医三院妇产科主任张丽珠，在1996年又完成了首例代孕试管婴儿技术。那时候的“代孕”完全是一项医学技术革新，一般人的认识还停留在中国传统的“借腹生子”，对此根本不了解。

　　张丽珠实施的6例代孕试管婴儿中有5例获得了成功。当时的代孕妈妈都是在亲戚朋友里找到的，没有商业的因素掺杂其中。

　　但好景不常，2001年8月，卫生部出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严格禁止代孕母亲的试管生产，这个新业务胎死腹中。直到今日，它仍是医学领域的禁区。

　　如今87岁的张丽珠已经退休在家，她没有预料到的是，在卫生部禁令下达之后，社会上代孕技术并没有停止，相反，正规医疗机构不能再做的事情由代孕中介和一些违规的私立医院联手转向地下。

　　从2004年开始，一些代孕中介就在互联网上崭露头角，扎根繁衍，一个庞大的秘密商业体系开始构建。到2009年，互联网上已经存在有数十家代孕机构。这个产业究竟有多大，现在已经很难估算。在林青的QQ邮箱里，每天至少都会有10多名委托人和代孕妈妈报名，忙碌的时候她甚至来不及把每封信件一一打开。

　　大部分代孕网站与私立医院有密切联系。记者暗访了多家代孕中介，很多代孕网站负责人原先即在医院工作，有熟络的人脉。由于正规医院审查制度非常严格，在北京一般试管婴儿只能在私立医院完成。为了打消记者对医院医疗水平的顾虑，“志愿者代孕网”的负责人孙丽保证：可以介绍到一所位于北京海淀区知春路上的医院，这家医院是卫生部最早批准的一批具有试管婴儿资质的医院中的一家，主治医生是一位拥有博士学历的老医生，成功率非常高。

　　在整个代孕费用中，医院的费用占到全部费用的30%以上，其中给医院医生个人的介绍费在3-4万元不等，此外还需支付大约10万元左右的医疗费。

　　更糟糕的情况是，一些技术并不成熟的医院也纷纷加入代孕利益的瓜分之中。身为国内医界泰斗的张丽珠深知这样做的健康风险：“现在真正的弱势群体是这些代孕妈妈，怀孕风险很高，一旦出现意外谁来保障她们的权利？”

　　北京的一位代孕中介告诉记者，曾有代孕妈妈在分娩过程中因医疗工作人员的技术失误而造成输卵管被切除。但他们没有办法，因为她所在代孕中介机构在目前这座千万级人口的城市里只有一家合作医院，这意味着中介、客户和代孕妈妈都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

　　一切进行下去的动力，源于客户一个真实而强大的渴望：要有一个孩子。巨额利润最终将医院和代孕中介捆绑到同一个产业链中。

　　最后的途径

　　在AA69代孕网上，记者见到一份《爱心代孕合作协议》，其中第20条规定：“甲方、代孕方双方一辈子永远不得有打探对方的一切关于真实身份资料的行为。”

　　谁才是孩子的母亲？这是代孕面临的诸多伦理质疑中的一个。

　　有的国家规定“分娩者即母亲”，有的地方则承认遗传学上的母亲，而代孕婴儿的母亲的认定，既不同前者又不同后者，它更符合一个“契约上的母亲”的定义。

　　但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任何契约都有可能是一纸空文。伦理上的混乱带来了无尽的争议。

　　在《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节目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研究员时统宇极力反对代孕，他认为这种明码标价的商业，是女性子宫的工具化，代孕中介暴露了赤裸裸的商业和产业的目的。

　　和时统宇在现场激辩成一团的一位嘉宾是自称“中国代孕之父”的吕进峰。中国代孕行业之火爆，从这个中年男子在电视上的频频露脸就能看出来。从外表看起来，极像一个中国南方普通商人的他，更愿意称自己的中介公司为爱心公益组织，管他的代孕妈妈们叫“志愿者”，管她们的行为叫“爱心代孕”。

　　尽管每个月能撮合30多例代孕，每例收取中介费2万元左右，摄像机前他还是努力表明：“爱心肯定是放在第一位的，至于收中介费，那只是维持公司的基本运行。”据他自称，截至2008年8月18日，“本站已成功签约1586例，成功怀孕及已生养1377例”。按照其网站最低标注的价格——自行安排人工授精19.8万元计算，2004开始创立的吕进峰代孕机构营业额累计至少达到了2亿元。

　　内蒙古卫视《现场》的编导殷天亮也请吕进峰做了一期谈话节目，名字叫《一个孩子两个妈》。当主持人把一份代孕价格表拿出来——其中把代孕妈妈分成从A到H不同等级时，现场的争论达到高潮，有观众在台下高呼“可耻！”

　　嘉宾的反应在殷天亮看起来也十分有趣。“中国代孕之父”经常流露出十分紧张的神情，时常又是满头大汗，神情十分尴尬。“你能感觉到他对自己做的那些事情也有怀疑，至少在他自己看来，也不像自己所说的那么高尚和神圣。”殷天亮说。

　　而这些节目后来都成为吕进峰所开办的中介公司的“免费广告”。在他网站的最显眼处写着：“本站21次面对面新闻专访”。“他们知道怎么利用媒体”，殷天亮说。

　　2004年，当时已经退休在家的张丽珠收到一群不育患者寄给她的联名信，其中有一段写道：“现代医学允许捐肝、捐肾、捐精，为什么就不允许捐卵和代孕呢？再好的科学技术不造福人类，又有什么用呢？”对这些家庭来说，无法生育的痛苦始终像块巨石结结实实地压在他们胸口。

　　两年前，在杭州召开的第一届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上，张丽珠公布了这封信，引起了会上许多专家的讨论。

　　最后由专家组提出的建议是：代孕不宜一律禁止，而应严加限制。在制定好相关法律的同时，可以由卫生部授权个别高水平的医学院附属医院成立代孕小组；实施代孕之前，由伦理委员会审议，并向卫生部指定机构申请。“这样既可以防止代孕泛滥和倒卖卵子，也可以为那些不幸的患者带来生活的希望”，张丽珠说：“伦理和人类的幸福都要兼顾。”

　　这一方案提出后至今，没有得到任何有关部门的反馈。这两年间，国内代孕中介网站增加了十几家。

　　殷天亮的那期节目播出后电话几乎被打爆。她发现收视率一下涨到了0.2%，比一周前翻了5倍之多。直到半年后还不断有人打电话到节目组，咨询哪里可以找到代孕妈妈。这时候她才意识到中国人的生育问题有多么严重。

　　2007年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协会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已婚者中不孕不育者比例从2000年的10%上升到现在15%-20%左右，个别地区每8个家庭中就有1个家庭无法通过自然方式生育后代。代孕尽管争议重重，却是一些家庭最后的途径。

　　即使开放如好莱坞，电影《代孕妈妈》里最后也回避了“代孕”沉重的伦理争论，编剧让故事回到了常规：代孕妈妈怀的其实是她自己的孩子，而几乎不可能怀孕的凯特也奇迹般地产下了小孩。“代孕”在这里只是喜剧元素和商业噱头。

　　现实中有悲，也会有喜，但奇迹总是很少发生。(应受访者要求，林青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