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编辑 潘葱霞 pcx001@gmail.com　记者·石磊 广州报道

　　她们是子宫提供者，更是租赁者。怀胎十月，一朝产子，孩子要不转让他人，要不与她们没有天然的血缘关系。她们被称为代孕妈妈，颠覆了我们关于母亲最基本的定义和看法。

　　50岁的文姨躺在广东省妇幼保健院的产房里，一头花白发，满脸皱纹。即使是高龄产妇不鲜见的妇幼保健院，50岁，也算是个超高龄。

　　高高隆起的肚子里，一对龙凤双胞胎正窘迫地想出来，这让他们的胎心音听起来明显地变慢。宫内缺氧，随时可能发生窒息，医生决定立刻进行剖腹产手术。

　　文姨喜欢怀孕的感觉，喜欢小生命在自己的体内一天天长大的微妙，而这个感觉，已经离她20年了。

　　她的体形、年龄并不适合怀孕：50岁，绝经，瘦弱。但这些并不能阻碍她重新成为一个母亲的愿望。从20岁的儿子意外遭遇车祸死亡的那天起，“母亲”这个角色一直是她心中的痛。

　　1988年3月10日，中国内地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试管胚胎移植和人工授精技术在中国的发展，使得文姨成为中国年纪最大的代孕者之一：丈夫的精子加上一名捐献者的卵子，而她要做的是提供子宫，给胚胎做“房子”。

　　这是2002年的10月9日，一对龙凤胎的啼哭声中，他们的父亲刘叔才匆匆赶到产房外，笑逐颜开。对于龙凤胎来说，怀胎十月一朝分娩的“妈妈”并不是完整生理意义上的“妈妈”，只能算“代孕妈妈”。

　　如果说文姨是出于母性的爱，那王娟(化名)的选择则完全是出于一笔交易。

　　2008年7月18日上午9点，已经在深圳一家医院产科住了一周的王娟，阵痛，紧揪着她。

　　这种痛苦，3年前生女儿时她就体验过。那时，她发过誓，“打死我，这辈子也不生孩子了。”时隔3年，这位27岁的离异单身母亲，食言了。

　　产房外，还有王雨(化名)和他的妻子康丽(化名)。这对深圳夫妇看上去比产妇王娟更紧张。王娟阵痛呻吟时，康丽的惊叫声甚至引来了医生。“生了吗？”她的这句话问了不下十几遍，问丈夫，同时也是问自己。毕竟，她才是王娟肚子里孩子的母亲，卵子的提供者。

　　30多岁的康丽，习惯性流产，怀孕四次都保不住孩子。对于王雨和康丽来说，这笔交易的好处显而易见：7月18日，王娟只花了40分钟，给他们产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婴。而王娟又得到了什么呢？当然，她得到了报酬：10万元人民币的酬金。在中国，代孕妈妈通常能得到4-15万元的报酬，而她们一直生活在“阁楼”里。

　　代孕妈妈的动机

　　什么样的女性愿意怀胎十月、一朝分娩后就将孩子拱手让人？对于代孕妈妈，世间有着繁杂的看法：保守主义者认为，这是在玩弄生命的奇迹；而极左的女权主义者则将代孕母亲比作妓女，认为她们是在出租自己的身体。

　　过去的30年，美国有2.3万个孩子诞生于代孕妈妈的肚子。而在中国，根据广州计生部门统计数据，如果按照代孕网提供的1377例的平均数来算，中国代孕妈妈生的孩子也约有2.5万个之多。但即使如此，这个数据依旧满足不了高达15%以上的不孕不育率。

　　随着代孕做法得到更广泛的接受，加上高达80%以上的代孕成功率，更多的女性选择成为代孕母亲，虽然这在中国法律中得不到承认。8名接受过媒体采访的代孕妈妈，来自全国各地，她们有的正在扮演代孕妈妈的角色，有的曾经扮演这样的角色。她们的感受不尽相同，有的极为愉快，有的因能为他人孕育新生命而感到自豪，有的则为与孩子分离伤心难过。

　　在各不相同的感受后面，她们的动机则基本相似：她们都是“缺钱的女人”。

　　2009年3月，广州白云区京溪街计生部门发现辖区内的三名代孕妇女，该街道居委会一名工作人员证实，这三名女性均穿着朴素，“都说自己家里比较困难”。

　　王娟是江苏盐城人。2003年，22岁的她就结婚了，丈夫在私人公司做管理，收入不算低。第二年，女儿出生，在商场当营业员的王娟，就没再上班在家带女儿。2006年，丈夫感情出轨，离婚之后的王娟断了经济来源。她必须工作，对于只有高中学历的她来说，“代孕妈妈”成了最快速的赚大钱渠道。

　　2007年，王娟在一个代孕网的站长牵线搭桥下，接到了第一笔业务。第一次见面，她对王雨夫妇印象不错，双方都很满意。第二天，王娟在王雨夫妇陪同下，做了一次体检，确定身体健康，适合怀孕。即使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王娟的内心还是有些许斗争，“怀孕能救自己，也能帮上这对夫妻”，最后，她还是决定，做一回代孕妈妈。

　　在广州一家代孕网站上，在线客服开出了代孕妈妈的条件：初中以上学历，身高157厘米以上，20—35周岁左右，身体健康，除了身高、容貌、学历、家庭背景，连有无流产史、髋骨尺寸这样细微的标准都列入考量。尽管有自称全国最大代孕妈妈中介机构负责人对媒体称，中心大多“志愿者(代孕妈妈)”是未婚。但在接受采访的代孕妈妈中，不少人坦承自己是离婚的单亲妈妈。而那些从没生育过或者未婚的代孕妈妈，则又有着各种复杂心情。正在怀孕的代孕妈妈、25岁的济南姑娘李琦一直担心自己不能顺产，因为她怕将来无法和未来丈夫交待手术后的疤痕。

　　在记者面前，陈梅一再强调自己“不完全是为了钱”。对她来说，有能力帮助别人的感觉，是代孕妈妈体验到的最高奖赏。离婚后的陈梅，没有收入，丈夫无法支付赡养费，她接受了这个几乎是“最快”挣钱的方法。虽然报酬增加了5万，但她用了一年的时间“工作”，平均下来，每小时也只有13块钱的收入。

　　孩子被抱走时，陈梅非常冷静，她用了个比喻来形容整个过程：“代孕跟通过出卖劳动力或脑力赚钱没什么区别，只是用子宫为那些不孕的家庭生育孩子，就像把别人家的麦子种到我田里一样，只要有明确的协议，取得了一定报酬后，他们当然有权收回麦子。”

　　这些“麦田守望者”选择租出自己的子宫，来完成自己的心愿。对于她们来说，不菲的报酬有着不同用途：有的是为了还债，一场大病，大学四年，一次意外，足以让一个普通工薪家庭和农民家庭债台高筑，代孕的收入可以让她们还清或者减轻债务。

　　不为人知的世界

　　王娟说，怀着别人的孩子，感觉比怀自己的孩子还要责任重大。

　　为了方便随时了解胎儿情况，王雨夫妇强烈要求王娟跟他们一起到深圳做代孕手术，并为她找了一个有电梯的住宅小区安顿。经过两个月的身体调理，2008年10月，王娟做了试管婴儿代孕手术。半个月后，她被确定成功“代孕”。

　　“怀孕和自己怀孕一样，会有反应。”怀孕头两个月，王娟吐得特别厉害。王雨夫妇专门请了一个保姆照顾她。一日三餐，只要王娟提出要求，保姆都会尽力做到。她爱吃鸭和鱼，王雨夫妇经常亲自买给她吃。每个月，王雨夫妇都会安排她去体检，通常情况下，他们会亲自开车陪同。

　　王娟平时并不喜欢看书，也很少听音乐，但当她对着那对夫妇送来的书和CD时，立刻明白了他们的用意，虽然不能亲自孕育孩子，他们也希望孩子能得到良好的胎教。为了成全这对用心良苦的父母，王娟也会翻书、听听碟，当然，那也是为了让自己打发时间，那些寂寞的日子。

　　按照协议，王娟需要遵守一系列规定：每天只允许看一小时的电视，每周享受三次以上外出散步自由，但须按指定路线并且要有他们安排的保姆陪同；代孕方服务期间有与家人通电话的权利，但不得告诉任何人关于居住地的详细地址，不得带任何人进入居住地，不得与未经同意的任何人见面；怀孕期间，代孕方不可以有喝酒、吸烟等不良习惯等等。

　　其实，王娟也担心这份协议在法律上究竟有无效力，万一那对夫妇中途突然变卦，自己这个“代孕妈妈”怎么办？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生下来自己带又不是自己“亲生”的，如果不生就要经历身体上的伤害。思量再三，王娟要求对方帮自己买保险，于是协议签订当天，5000元钱划到了王娟的卡上。

　　10月怀胎，孩子没出生前，她就与王雨夫妇沟通，建议他们该给孩子准备哪些必需物品。她看到漂亮的小衣服，也会给肚子里的孩子买。她以一个母亲的心态，等待这个孩子。

　　情感的割舍

　　对于代孕母亲来说，放弃刚刚出生的婴儿并非易事。即使知道自己只是租出了“子宫”，有的代孕妈妈也很难割舍孕育孩子的感情。

　　孩子出生后，王娟不得不提醒自己，“我不是妈妈”。因为她清楚，有一天，她肯定要离开的。

　　在给孩子喂了一个月的母乳后，王娟到了11万元报酬，这笔钱，包括10万元代孕，还有王雨夫妇给的1万元“红包”。

　　拿到11万元，王娟哭了，“他们抱走孩子时，我很失落，虽然知道这不是自己的孩子，但总是有点感情了。20年后，我想知道他长多高，长得啥模样。我是他的妈妈吗？他会承认我这个妈妈吗？”

　　但是，这是徒劳的心愿和艰深的伦理问题。根据多达28页的协议，代孕结束之后，双方不再联系。在协议的最后一条，写着：“双方永远不得打探对方真实身份。”王雨夫妇始终没有将家庭地址留给她，也没有告知自己的身份。

　　有不少不孕不育的夫妇找上代孕中介，确实是为了最基本的繁衍后代的愿望。但也有趋势表明，新富的都市女性出于保护工作前景、害怕体形走样等目的，而找人替生孩子。

　　宁丽(化名)的丈夫是私企老板，她成功找到了一名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做代孕者，理由是怕疼，怕影响身材。她不愿意因为怀孕影响自己目前的工作，更何况她还有升迁的机会。

　　另外一种情况则出现在已经有一个孩子的新富阶层家庭。据北京某代孕网站负责人高先生透露，很多新富阶层的家庭由于还想要一个孩子，但又惮于国策，所以找人代孕，以掩人耳目。

　　超级代孕妈妈的幸福

　　相对那些以交易为目的的代孕妈妈，文姨的情感归属更自然、平和。王娟只和男孩相处了一个月，而文姨和孩子们相处了6年半。她不再骑三轮车去运煤，而把全部时间都拿来给两个孩子。

　　现年57岁的文姨从不认为家里这对6岁半的龙凤胎不算“自己的孩子”。

　　7年前的9月，广州还是酷热的夏天，临产前的她挺着滚圆的肚子赤脚站在家里的瓷砖地上，就坚定地回答记者：精子是老公的，血是我的！在选择卵子时，她选了血型与自己一样的捐卵者，因为可以和孩子们的血型一样，让她更觉得孩子们是老公的血脉，也是自己的。

　　不过，和因意外丧生的大儿子相比，这对龙凤胎在外貌上并不像“妈妈”。外人看到茵茵和亮亮姐弟俩，最常用的品头论足的话就是：“仔仔长得真像爸爸！”文姨的丈夫刘叔心底里总有些遗憾，在他眼里，自己的样子就普普通通，文姨年轻时就很靓，“样子鬼鬼地(长相像外国人)”，孩子像她才漂亮。事实上，10年前离世的大儿子，长得就很像文姨。

　　又到清明节，文姨的大儿子去世10周年了。一家四口都会像往常一样坐车去南海观音庙，那里寄存着刘叔父母和大儿子的骨灰。

　　在茵茵和亮亮的概念里，爸爸妈妈不意味着年轻力壮，而是满脸皱纹、头发灰白。性格开朗的亮亮有时玩着玩着，会抬脸笑着跟“妈妈”说：“阿妈好老哦！”文姨一脸无奈地笑笑：“是啊，阿妈是老点的了。”

　　这名失去儿子、想再为老公生个儿子的执着的高龄妈妈，为了怀孕倾尽积蓄，家境并不宽裕的她怀孕6个月时还骑着三轮车为人送煤，但是像高龄孕妇容易出现的早产等并发症她一样没有，这在经验丰富的医生看来，简直可以说是个奇迹。

　　与许多要躲起来的代孕妈妈不同，文姨的这次怀孕行为，一切都在合法、合理、合情的程序里。

　　为了获得做试管婴儿的机会，她在居委会办到了准生证，她跑了市内几家著名的医院，医生一听她的年纪就摇头了，反而是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和美国合作的集爱中心终于点了头，一般试管婴儿的成功率是30%，50岁的文姨是一次100%成功。

　　两个孩子的花销，让这个清贫的家庭常常捉襟见肘。街坊邻居隔三岔五有送奶粉的，送衣服的，还有送玩具的，这些帮助都让老两口心存感激。虽然住在广州市中心，文姨家的阳台每到煮饭时间就飘烟，她家是广州不多见的烧柴做饭的人家。现在，最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至于该怎么告诉孩子们他们的来历，文姨的丈夫刘叔总是说：“等他们长大了，找个合适的机会再说。”那么多少岁代表长大了？什么时间才是合适的机会？刘叔似乎还是喜欢含糊的词语表达，那样也许让夫妻俩更没有压力，即使他清楚地知道，等孩子们上高一时，自己也已经71岁了。(文中部分资料来自《现代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