睢宁，苏北平原上毫不起眼的贫困县，已经被高利贷缚住金融血管，总量高达10亿元。

　　撰稿·卞 宁(记者)

　　办公室进门左手的第一张桌子空着。乡村小学老师朱再续好几个礼拜没出现了。深褐色的旧桌面并无太多的浮灰，一瓶墨水静静地在一角等待主人回来。办公室里的几个同事停下各自忙着的事，告诉来访的记者他因为担保高利贷被抓了。

　　“300多万，可不是。”老师们的表情是带着好奇的关切和夹杂事不关己的保持距离。

　　下午最后一节课下课铃声响过后，郑福斌老师回到了办公室，带着一手粉笔灰。刚坐下，随手让送作业本的男生把一堆作业放到了朱再续办公桌上，男生雀跃着消失了。

　　郑福斌谈起朱再续显然是另外一种更加关切的语气了，他们是好友，现在是难友——郑福斌虽然没有被抓进去，但他明白自己身上也有206万元的贷款担保。现在，自己每个月1500多元的工资也已经被法院冻结，所以他只能抱歉地递给记者1块5一包的烟。

　　另一位苏江老师把记者和郑福斌拉进了自己的办公室，苏是教务处长，教务处办公室里没人。背了100多万担保的苏老师不愿过多地在人前谈起高利贷，尽管担保的事情同事们都知道。郑福斌倒是坦然些：“我现在连生存都不能保证了，还怕什么？”

　　这所位于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的乡村小学民国时期就已创建，一排排平房校舍和黄土操场简陋但整洁。学校的18位老师中，8位为别人担保过贷款，绝大多数是高利贷。

　　月收入仅千余元的小学老师如何能为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地下高利贷担保？他们为什么要为高利贷担保？

　　管中窥豹。担保人只是地下高利贷利益链的末端部分，这个链条上的其他部分还有借款人、放款人、把钱借给放款人的存款人……

　　睢宁，苏北平原上毫不起眼的贫困县，已经被高利贷缚住金融血管，总量高达10亿元的高利贷纠结在复杂的人际关系网和社会利益网下，广泛参与其中的，是平民、官员和地方黑势力。

　　当资金链断裂时，击毁的不仅是脆弱的高利贷约定和平民的积蓄，更有表面上的那张维系社会秩序的人际关系网。

　　现在，资金链断了。

　　李平和他的担保人

　　不得不承认，以睢宁为样本调查民间高利贷生态是个偏门，你可能压根没听说过此地，不必困扰，这也正是困扰睢宁人的地方——不客气地说，睢宁不起眼，隅于徐州东南，属于江苏省的贫困地区，长期以来乏人关注，就连一位在上海读大学的沛县大学生都不知道睢宁也和沛县一样同属徐州。也难怪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睢宁县政府会在北京报纸上打出城市形象广告，有人把这理解为经济欠发达地区主动“搏出位、拼眼球”。

　　如果再向你更多介绍一点关于睢宁的背景知识，就得有请汉末第一武将吕布了。当年，吕布虽有赤兔马和陈宫，依旧兵败下邳城、殒命白门楼，吕布兵败之处现在仍叫下邳——睢宁县域北部的下邳镇。睢宁也曾是黄河流域水陆通衢的发达之地，不过宋代以后长期战乱割裂了文化传承，睢宁也逐渐远离商业文明。

　　回到正题，以农业为支柱的睢宁县要发展，必须谋求工业化转型，下面要做的事就是招商引资办厂了，官方的称谓叫“突破睢宁”。李平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回乡办厂的。

　　出身屠夫的李平十几岁时就靠杀猪在睢宁积累了第一桶金，20多岁时南下上海投身服装业，办起外销服装代工厂，如今不过30多岁。2006年春，李平回到睢宁办厂，依旧从事服装加工。凭着在上海打拼积累的外贸资源，一年之后的2007年初，李平自筹资金1600万，开始在省道边建设漂亮的新厂房扩大生产。

　　随着新厂区建设的进展，李平的资金周转出现了紧张。此时，睢宁县的地下高利贷已经具有相当规模，李平选择了高利贷作为了资金来源。也正是这个时候，服装厂老板李平认识了小学老师郑福斌，两人还是远房表兄弟。

　　地下高利贷效仿银行贷款，放款人要求借款人找到担保人，并且要求担保人是地方政府人员或者是国家公职人员，并无须抵押品。

　　李平想到了郑福斌——公办教师也是公职人员。2007年9月，李平找到郑老师为他担保，并请郑再找3位老师一同担保。碍于情面，又或者是表现帮助朋友的豪爽，郑福斌答应了李平，他找到了自己的同事兼好友朱再续、苏江、王伟，4人一起为李平签字按手印担保，向高利贷放贷人张凯伦借了10万元。

　　交易在车里进行，借条上只写借钱数，不注明利息，睢宁高利贷的高息都是口头约定，不体现在合同中。张凯伦交给李平9万元现金。郑福斌不解，明明是10万元贷款，怎么只给9万？这是睢宁高利贷的一条规矩，借款时先扣除第一个月的利息，以后每个月借款人都要给放款人送一次利息。李平借的高利贷利息是1毛，也就是月息10%，他每个月将还给张凯伦1万元利息。

　　按照睢宁规矩，1毛月息相当于年息133%。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李平的新工厂还在建设，老工厂的运转也需要流动资金，之前借下的高利贷高额利息更需要按月支付。拆东墙补西墙，李平需要不断地向高利贷组织借钱来维系工厂的正常运转。到2008年底，他已经累计欠下高利贷400余万元，债权人分别是当地十几家地下高利贷组织。利息多是1毛或者8分，李平也因此被郑福斌等人起了外号“管一毛”，意为专贷一毛利。

　　郑福斌也是有了第一次躲不了第二次，李平会继续找他担保，其他放款人借款人也会找他。在基层，公职人员无非是公务员和教师，也因为此，睢宁教师参与高利贷成了一种普遍行为。郑福斌对担保人的风险并非一无所知但也了解不多，但是李平告诉他，如果不继续为其担保借高利贷，工厂的资金链就会断裂，就会还不上过去的欠款，担保人就需要承担责任。到现在，郑福斌已经12次为高利贷担保，共206万元，其中绝大部分是为李平担保的，这个数字是郑福斌当着记者面算了一遍，自己也才明了。

　　朱再续、苏江、王伟几个人名下的担保金额最多的300多万，最少的一个也有好几十万。

　　校园里的讨债人

　　风险真正降临之前，即使知道有风险也白搭，即使自己就在风险的正中央，不然也就不存在“只缘身在此山中”了。

　　郑福斌见四下无人，把记者拉到不引人注目的河埂上说话，在倒春寒的冷风和茅草堆中。一个10来岁的小女孩坐在三轮车里路过，认出郑福斌，喊了一声“郑校长”。 郑福斌无奈苦笑一声：“大人不记得，小孩倒记得。”郑福斌也曾当做小学校长，他还是睢宁儿童画的辅导老师。

　　2009年刚开年，郑福斌就开始倒霉。一天，郑正在教室里给孩子上课，放贷人张凯伦带着人把郑从课堂里拖出来，要求郑还款，协商不成，便在校园中殴打郑后扬长而去。“杵我两下就走，也不打伤，报警都没用。”郑福斌说。

　　张凯伦成为校园的常客，郑福斌下班路上也不安稳——路上有债主拦截，家里有债主等着，去集市也遇到另一个债主朱柱，又是一顿拳打脚踢。有时，郑福斌被债主带走，非法拘禁到半夜或者第二天才能回家。

　　今年1月12日，张凯伦更是将李平和郑福斌、朱再续、苏江、王伟告上法庭，要求还款，他共计借给李平25万元。法院即日起就冻结了四个担保人的工资，多次开庭、调解后，四个担保人的工资现在仍在被冻结中。

　　郑福斌原来有1500多元工资，是家中唯一的收入来源，上有80高龄卧床不起的母亲，下有上大一的女儿和上初二的儿子。3个多月没有工资，等于断了全家的生活来源，没有一件像样电器的家中已经无米下锅，生活全靠亲戚接济。3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儿子回家向郑福斌要半个月的200元生活费，郑福斌拿不出来，50岁的男人哭了。

　　李平哪去了？

　　躲债。

　　靠着高利贷的闪转腾挪，终究逃不脱资金链断裂的绝境，压断李平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所谓的“金融危机”。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李平这样的民营外贸加工厂老板深刻体会到什么叫“金融危机”。

　　2008年5月18日，李平的新厂区终于落成投产，但此时，一向守规矩的外贸经销商也开始欠货款了。新厂开工以来，只在今年过年时要到了10万元货款，其他200多万元货款收不回来，加上老厂没收回来的100多万货款，李平在欠着400万高利贷的同时还有300万货款在外面，而他几年来还掉的高利贷利息已经有200多万元。

　　工厂不能停工，因为要保住工人，工厂也不敢生产，虽然有订单，生产出来也拿不到钱。两难中，李平的工厂还留着100多个工人，每月的工资、电费开销就是30万元。到去年12月，李平实在无力偿还高利贷利息了，资金流转断了。

　　李平整天债主盈门，奥迪A6也被扣去，他向当地政府求救。

　　“有钱放贷，无钱贷款”

　　向当地政府求救的企业家不止李平一个。李平的企业家朋友一个比一个惨，资金链先后陷于绝境。高利贷组织都有自己的打手，老板们受皮肉之苦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被非法拘禁也是寻常之事。

　　王春荣也在向政府求救。

　　春荣面粉有限公司的老板王春荣是睢宁县的明星人物。她头上的荣誉光环在睢宁当地很是炫目——江苏省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徐州市巾帼创业英模、睢宁县粮食协会会长、睢宁县人大代表……而今，王春荣说自己的企业饱受高利贷困扰，面临倒闭。

　　王春荣的求救引发了当地政府的行动。今年2月19日，睢宁县委召开县委常委扩大会议，研究部署打击非法高利贷专项行动，重拳出击整治高利贷。相关部门成立专案组，根据王春荣提供的线索，抓捕了向王春荣放贷的30多名高利贷放贷人。更多的放贷者闻风而逃，或者不敢再露面，希望等风头过去。

　　打击高利贷给百姓最直接的感受是，在县城横行的50多辆宝马车一夜之间无影无踪。睢宁密布的高利贷放贷者是县城里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他们吃着利差赚取暴利，光头、脖子上的金链子和宝马车就是一个放贷者的“标准配置”。以至于百姓开玩笑说：“睢宁三大怪，名车、赌博、高利贷。”

　　在睢宁县城想感受一下“高利贷气氛”并非难事。随便从路上拦下一个人，无论他是机关干部、出租车司机、警察、菜贩子、小老板或者农民，都有可能参与了高利贷。在当地，高利贷已经成为普通人理财途径之一。高利贷依托亲戚网、朋友网、权力网迅速扩散，很快完成了在全县上上下下的布局。在当地如果有钱而没有放贷，会被认为是傻子。在那样一种疯狂的状态下，利息超高、没有任何抵押、互相担保的高利贷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

　　在睢宁县城的文学路上，路边绿化带里的一块接一块的“有钱来放贷，无钱来贷款”广告牌格外引人注目，投资公司、理财公司、借贷公司、投资担保公司的门面遍布大街小巷。不过在3月份时，这些运作高利贷的公司大多数已经关门歇业。

　　随着调查的深入，王春荣的问题逐渐有了一些轮廓，她资产2000万元的企业竟然有1.3亿元的欠款(另一说法为8000多万)，其中绝大部分是高利贷，堪称睢宁高利贷第一大案。与李平借贷为了苦心运转企业不同，王春荣借下的天量高利贷，除了一部分用于建设新厂房或者拆东墙补西墙还利息外，被其挥霍掉的资金也是天文数字。

　　当地知情人士透露，王春荣的1.3亿资金主要来源有三条，高利贷、银行贷款和社会吸储。她在南京、上海等地大量购置房产，为自己的几个密友挥金如土。到后期，王春荣向高利贷组织借钱的利息已经升到1毛以上，甚至一毛五、两毛的利息。当地工商界人士分析，月息两毛(20%)已经是最后的疯狂，借了这个钱根本就没准备还，也不可能还得起。在睢宁，还有人以两毛五的月息借钱，然后人间蒸发的故事。

　　在早些时候，借给王春荣这样的明星企业家钱被当地人认为是件安全的事情，政府官员和公检法系统人员也会借钱给王春荣。王春荣10多年前从下岗女工白手起家办厂，是各级政府重点宣传的创业典型，只可惜，在其创业过程中，已经不知不觉发生了蜕变。

　　位于睢宁县桃源镇的春荣面粉厂已经停工，厂区里空无一人，远处的新厂房只盖了一半，债主盈门的场景暂时已经看不见，厂门口也是冷冷清清。当地一个60多岁的老农民天天守在传达室，他以2分月息(2%)借给王春荣5万元钱，那是他儿子死于交通事故的赔偿款。老农民说要看着王春荣的厂子，如果要不到钱了，他就抢几栋厂里的房子抵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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