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春荣面粉在全国各地的经销商已经陆续赶往睢宁讨要货款，或者正在赶往睢宁的路上，他们来自东北、山东、福建等地。一位来自大连的女士经销了一年多春荣面粉，她最后一次是在2009年2月23日给王春荣汇去14万元货款，至今没有收到货物，后来她知道，那时王春荣已经东窗事发，工厂濒临倒闭，根本不可能再给她打货了。经销商认为，王春荣在工厂早已被法院控制的情况下仍然叫他们打款，是赤裸裸的诈骗行为。

　　经销商最担心的是，自己的货款被用来支付工人工资或者偿还王春荣的欠款。

　　债主们都盯着王春荣剩余的一点资产，希望能够挽回损失。但在更多的睢宁当地债主看来，借给王春荣的钱肯定是要“放飞”了，意思是高利贷收不回来。

　　曾经给春荣面粉的600万银行贷款做过担保的一家信用担保公司也在焦虑中，他们等着政府的态度，对怎么收场一片茫然。

　　“千万别跳楼”

　　与王春荣一样，杜翠萍也是由下岗女工创业的典型。现在，杜的新四通纺织有限公司外债也已经有数千万之巨，是睢宁高利贷第二大案。

　　据睢宁官方人士透露，杜翠萍的情况与王春荣有所不同，没有王春荣那么复杂。言下之意是，新四通纺织的情况要好一些，基本还是为了维持企业运转而深陷高利贷的。当地政府曾组织杜翠萍的几大债主再次给新四通纺织注资让其恢复生产。复工后，杜翠萍重新控制工厂让债主们恼怒不已，认为政府偏心，自己被耍了。他们担心的是杜翠萍借掌握工厂转移资产，从而抵赖贷款。

　　几经周折，记者见到了一位化名刘老板的债主，他有数百万元的贷款在杜翠萍处。刘老板也是一个十几岁开始做生意的能干人，干过长途运输，还搞过房地产开发，40多岁身家已经数千万，这在睢宁已经算是富户。自称做生意从来没有亏过的刘老板说借钱给杜翠萍是他做生意第一次栽跟头。

　　所有的高利贷故事似乎都是以远房亲戚开始的。刘老板与杜翠萍同为当地“能人”，前几年就已相识，很快以姐弟相称，关系相当接近。所以，当杜翠萍第一次向“弟”借钱时，弟很爽快答应了，连利息都不要。此后，杜姐便经常向刘弟借钱。刘弟自信对杜姐的工厂了解颇深，看好其前景。

　　随着睢宁高利贷风气日盛，杜姐也主动提出要付息，于是利息根据市场行情2分、3分、5分地水涨船高，刘弟给杜姐的借款也越来越多，最后达到数百万元。

　　令绰号“小诸葛”的刘弟懊恼不已的是，他直到2008年底杜翠萍资金链断裂才知道新四通纺织有数千万元的欠款，此前一直蒙在鼓里。姐弟情谊从此也在心里一刀两断。精明的刘老板怎么都没看出新四通纺织糟糕的资金状况呢？

　　刘老板分析，一是杜翠萍实在太精明，上上下下公关得妥妥帖帖，自己轻信了；二是杜翠萍与各个债主都是单线联系，每个月亲自把利息送到债主门上，债主互相不知，直到最后雪球滚不下去了才恍然大悟。

　　刘老板现在怀疑杜翠萍在进行资产转移，并且对政府处理意见非常不满。政府意见是把高利贷转为正常贷款，杜翠萍此前已经还掉的几百万利息算作偿还本金，这样杜翠萍欠刘老板的钱便大大减少了，双方可以根据新核算出来的欠款签订借款合同。刘老板坚决拒绝这样的解决方案，他认为高利贷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自己不可能把钱几年无偿借给杜。也就是说，刘老板不愿吐出过去获得的高息，这也是所有高利贷放贷人的利益诉求。

　　放贷人还有一个振振有词的理由，多级吸储的高利贷链条上，在终端抹去高利，便意味着整个链条进一步崩溃。绝大多数放贷人不是像刘老板这样用自己的现金放贷，他们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便是吸储，一般以2分(2%)到5分(5%)的月息从民众手中借钱，再以5分(5%)到一毛(10%)以上的月息将钱放出去。2分月息远远高于银行利率，如果有10万块钱在放贷，每月的利息就是2000元，比工资还高，对民众来说相当有吸引力。

　　吃利差的放贷人本来就因为企业资金链的断裂或者借款人的挥霍面临本金的损失，平时收到的高额利息早已被放贷人自身挥霍。如果用利息抵掉本金的话，那么放贷人连账面上的本金都不存在了，他们用什么去还钱给参加吸储的人？

　　而参加吸储的民众用的也不一定是自己的钱。一个基层政府官员，自己出了70万，借亲戚30万，拿出共计100万借给放贷人，以赚取2分的月息。而现在放款人被抓，要钱无门，儿子知道后打了电话回家劝慰老父：“你千万别跳楼啊！”

　　死了就有钱了

　　一个睢宁百姓去要钱，欠债的说：“没钱。”

　　债主问：“那你什么时候有钱？”

　　欠债的说：“等我死了就有钱了。”

　　债主说：“这什么话？”

　　欠债的说：“大家来送终上礼就有钱了。”

　　这样的故事数不胜数。

　　“太疯狂了。”睢宁人倪南对高利贷如是评价，这也是他自己目前的状态——濒于疯狂。

　　倪南的网民叫“睢宁良心”，这是个在睢宁论坛上颇有名气的ID。去年11月10日，倪南在晨练时，跳进护城河，救起一位跳河自杀的初中女生，全过程被附近楼上的市民拍下，在睢宁引起不小的轰动。

　　倪南在网上的发言显得冷静、客观，经常一条条地分析讨论睢宁的高利贷问题，并不像很多网友那样容易激动。但倪南告诉记者，他其实急出了白发，崩溃到想要杀人。

　　“杀人”是不少民众在放高利贷受损后心理崩溃的口头禅。身家千万的刘老板也说自己想杀人，因为想不通。

　　倪南投在高利贷上的钱是53万。向他借钱的人是他嫂子的远房表弟，也算一个远房亲戚，知根知底。倪南原来开裤子店，这53万是为购置新的门面房和新店的流动资金准备的。门面房一时没找到合适的，钱倒是放出去了。

　　倪南并非没有风险意识，他的53万以2分利借给远房表弟后，表弟再以6分利借出去。他要求表弟严格控制风险，不求高息，但求万无一失，并且告诫表弟，王春荣肯定不能借。表弟答应得很好，说都有抵押，他也就相信了。现在，他知道表弟共吸储了800万，根本做不到像答应他时那样放贷，大部分都“放飞”了。

　　“这53万对我来说太重了。”倪南说，其中有20万是他的连襟无偿借给自己买门面房的，他现在实在是无颜去见连襟，只有把店卖了，凑点钱先还给连襟。

　　一天夜里喝过酒，抑郁的倪南跑到自己救过女孩的护城河边，用尽全力抽了自己100下耳光，痛哭回家。妻子看见丈夫肿起的脸颊，好几天都不好意思继续责备丈夫。

　　倪南还没有和表弟撕破脸皮，如果钱实在收不回来，他准备和表弟打官司。“官司赢了还有执行问题，如果他不执行，我就去把他杀了。”这是倪南自己想好的最后一步。(相关当事人均为化名)

　　谁为疯狂高利贷负责

　　贷款是有额度限制的，非正常渠道的贷款多了，给正经办企业的人的贷款就没了。

　　撰稿·卞 宁(记者)

　　睢宁的高利贷总量并不算大，10亿元规模与温州千亿级的民间金融资本比是九牛一毛。但睢宁的高利贷有不同于温州的地方。首先很明显，一个是贫困地区，一个是发达地区。某种意义上，高利贷损失对睢宁民众的打击不逊于温州民众。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睢宁使用高利贷的大概是3种人：

　　一是企业老板，用于生意上的资金周转。虽然高息，也只能硬着头皮借，这是他们唯一便捷的融资渠道。

　　二是赌博或者诈骗，当地赌风盛行，他们愿意以最高的利息借钱，是最疯狂的人。

　　三是贷款消费，就是为了买东西。

　　在睢宁，后两种人占了很大部分，这是睢宁高利贷最为畸形的地方。

　　从形态上看，睢宁高利贷大概分非法吸储、利差谋利和借款方诈骗三种。

　　从涉及人群上看，直接从事高利贷放贷行业的人员估计在数千人左右。这是以睢宁有1000个地下高利贷组织，每个组织都有几个人来估算的。而参与吸储的人数，则实在无法估计了。

　　睢宁官方对高利贷的评估也印证了记者的调查。2月20日晚，睢宁县委、县政府召开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工作会议。睢宁县委书记王天琦在讲话中称：“从现象上看，睢宁高利贷一是规模庞大、覆盖面广；二是借贷违法、手法多样；三是来源复杂、风险叠加；四是人员复杂、成帮成伙。”

　　中小民营企业是高利贷的主力使用者之一，精明的老板为何甘心接受利息畸高的高利贷，到头来为高利贷打工呢？

　　民营老板们一个共同感受是，银行贷款无门。服装厂老板李平从上海回到睢宁办厂后，对家乡的用地成本和人力资源成本都很满意，但就是融资难，他明显感觉到在睢宁贷款比在上海难得多。信用社会以种种理由拒绝民营企业家的贷款要求，走投无路的企业只有投靠高利贷，在资金无法周转时，要么关厂，要么借高利贷，实际上这两条路一条是立刻死亡，一条是缓慢死亡。老板们心里并非不清楚这些，只是别无选择。

　　而睢宁民间反映强烈的一个现象是，大量的银行信贷资金通过不正常渠道流入了高利贷市场。“想要贷款，要么有权，要么能打，正经办事业的人，没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民营企业家说，他把腿跑断了，也难从银行里贷到钱，而给他放高利贷的人，几乎个个都在银行有贷款。“黑势力往信用社里一坐，不贷就打，信用社赶紧赔不是，最后竟然贷给他们了！”

　　“贷款是有额度限制的，非正常渠道的贷款多了，给正经办企业的人的贷款就没了。”另一位企业家如是分析。

　　而有的政府官员利用职权贷款再放高利贷的行为，在睢宁民间流传甚广，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并且有诸多消息来源显示，有地方公检法人员参与到高利贷中。

　　县委书记王天琦在上述场合对高利贷危害做了开诚布公的分析：“一是放高利贷者截取了正常银行贷款；二是形成黑社会性质的犯罪；三是资金链断裂，受害群众面广量大，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过高的利息让借贷人不堪重负，逼败了企业，逼垮了家庭，逼毁了个人。为挽救县里的一些企业、同志、家庭，县委、县政府决定出重拳打击非法高利贷，否则，它将进一步侵害睢宁经济发展的秩序和肌体，构成社会不安定因素，同时也损害党委、政府的形象。”

　　值得玩味的是，在睢宁县委县政府的相关处理意见中，特别提到：“党政机关干部如果上当受骗介入高利贷活动，但是没有参与打砸抢、劫持、胁迫或者贪污、挪用等违法行为的，一律不予追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