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些灰土留下的痕迹不像是普通的大灰坑，灰土出现的范围形成了一条长长的灰土带。这一发现为考古队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这是不是一个类似于姜寨的遗址，外围有一个环壕？

　　“ 半坡时期的人都是规划大师，他们会先挖一个环壕将整个聚落围起来，聚落里的房子门都冲着中心的广场。不像现在的人，都将房子的门朝着向阳的一面；他们是围绕广场做一个向心式的布局，广场是他们最重要的场所，他们可能在那里聚会、祭祀甚至跳舞。”王炜林介绍说。

　　作为半坡文化的继承者，庙底沟时期的人们如何居住？如果是环壕，这将是多大的一个聚落？考古队在遗址周围取了四个点进行现场发掘，证实了壕沟的猜测。发掘结果显示，靠近南面的两个拐点的探方相继都出现了相同的灰土。

　　2008 年5 月18 日上午10 点，考古队正在遗址西面进行最后的探方挖掘。沿着灰土的痕迹，张伟发现挖到某一处，灰土带消失了，“觉得有点奇怪，怎么就到头了？难道这不是我们假设的环壕？”张伟有点失望。紧接着，他在相隔两米处继续挖掘，结果灰土带又出现了！

　　28 岁的张伟兴奋地打电话向王炜林汇报，“王院长，真的有环壕！”

　　王炜林并没有立刻相信这个年轻人的话。他挂上电话，立刻驱车从西安市区赶往杨官寨。

　　11点，到达现场的王炜林在认真看了好几遍西边的情况后，久经沙场的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那是四年来最兴奋的时刻，环壕确认的意义很重大，这是前所未有的发现。庙底沟时期的聚落真是超出想象，按照探测结果，杨官寨的规模相当于12 个姜寨。”

　　如果说姜寨只是一个小村落，那么12 个姜寨足以成为一个城的规模。而在东北段环壕内侧，接近沟边的位置，考古队还发现了疑似墙基的遗存。如果这个猜测得到证实，这将会是中国最早也是规模最大的城市。

　　对此，王炜林的解释是：“会不会有城我不敢肯定。但位于河南郑州的西山遗址表明，这个时期已经出现城了。不过西山的城规模也不大，大概是2.5万多平方米。那时，夯土墙也已经出现了。”版筑夯土墙是我国最早采用的构筑城墙的方法，也是城的一个重要标志。

　　2008 年9 月4 日，包括严文明在内的11 位专家来到杨官寨遗址。勘察完毕后，专家们一致认定，杨官寨遗址是中国首个被发现的庙底沟时期完整环壕的大型聚落。

　　复原6000 年前的古人生活

　　6000 年前的古人是怎么生活的？杨官寨遗址的发掘或许会告诉我们一些答案，但还是有很多谜团难以解开。

　　比如说那条长达1945 米的壕沟。挖这样一条壕沟会产生10 亿立方米的土，这样的工作量不是个人的力量就可以完成的。王炜林认为，这是少数人指挥多数人劳动的结果。或许在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已经有了等级和阶层之分。

　　此前，在杨官寨遗址附近，考古队还曾发现了韩村、上马渡等仰韶时期遗址，但规模均小于杨官寨遗址，“结合杨官寨特殊的地理位置，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遗址或许是关中庙底沟文化的中心聚落。”王炜林说。

　　让王炜林他们不解的是，杨官寨村这么大规模的聚落，“人死了之后埋在哪里？”至今，考古队都没有在周围找到大规模墓地。

　　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遗址已经表明，半坡时期的墓葬都位于环壕外面，大部分是合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每个墓地里看不出人的身份和等级。”而2006 年在河南灵宝西坡遗址上展示出来的半坡四期墓地中，考古学家发现了随葬玉器的墓葬，这表明半坡四期时代已经出现了等级。

　　但真正属于庙底沟文化的墓地至今都没有发现。“具有如此发达文化的人们，死后埋到哪里去了？我们对这一时期的墓葬文化尚不清楚。以往，这个时期的彩陶图案都是以鸟为主，我们有时候会开玩笑说是不是让鸟吃掉了，有天葬的可能性。但学术研究是需要证据的。”王炜林笑着说。

　　此外，壕沟挖出来的十亿立方米的土去了哪里？在遗址附近，海拔最高的位置就是杨官寨村，所以那么多土方不可能堆放在村外。考古专家们推测在遗址内部，应该会有一个很大的高台建筑，“我们现在还没有发掘到遗址里面的东西，如果存在高台建筑，这又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人们也许都葬在高台处，这或许还会解开墓葬的谜团。”面对这么多悬念，王炜林很兴奋。

　　除了环壕聚落外，考古专家还在杨官寨遗址南面发现一组窑洞式建筑群遗址，距今5000 余年，这是关中目前已知最早的窑洞式民居建筑群。

　　在成排的窑洞式建筑群中，考古队还发现了大量的陶窑。二者的排列基本呈平面“吕”字形结构，即每一个窑洞式建筑后面都有一个烧制陶器的陶窑。烧陶是仰韶时期非常重要的一项活动，几十年前挖掘的西安半坡遗址便展现了半坡时期人们的制陶生活。

　　考古学家还在陶窑的旁边发现了专门储藏陶器的窖穴，在其中的一个窖穴里，考古队员挖掘出了20 多件完整的尖底瓶。“一个家庭用不了这么多瓶子，这证明在当时，陶器是成套生产的，可能用于交换或其他用途。可以想象当时人们已经开始分工，比如住在这个房子里的人是专门烧窑的。而窖穴建在房子旁边，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私有的观念。”王炜林说。

　　通过考古学家的挖掘，人们可以拼凑出这样一幅场景：6000 年前，生活在杨官寨遗址的古人们制作陶器并作为器皿，用陶刀收割粮食，用石球狩猎；维系他们关系的，除了血缘，还有某种制度。那时，社会已经有了简单的分工，他们中有的人以制陶为生，有的人耕地，有的人狩猎？?他们会通过交换来达成彼此的需要。而他们之中最强壮的或者拥有最多生产资料的，将会成为首领，号令人们的行动。他们中间可能已经有了分工和阶层的出现。

　　难解的陶器之谜

　　4 月8 日上午11 点，劳作的民工在清理西边壕沟最底部的土，“这下面已经没有什么陶片或者是其他物品的残留了。”张伟站在壕边，认真地观察着挖掘现场。

　　4 年多来，考古队在杨官寨遗址的考古发掘面积已达17278 平方米，发现各类房址49 座、灰坑896 个、壕沟9 条、陶窑26 个、瓮棺葬32 个、墓葬45 座，挖出来的碎陶片装了20 多辆卡车。

　　53 岁的赵周荣正在杨官寨村租借的村民屋子里干活。他的工作地点是一间不到五平方米的房子，周围的架子上摆满了已经修补完的陶器，更多的碎片散落在地上，等待他一片片的拼补。

　　赵周荣做了35 年的陶器修复工作，是这一行的专家。他拿起一块陶片，认真地看了一会；又拣起另外一块，在比对后，他丢下手中的陶片，重新挑选了一块，“有时我会从颜色上简单分辨这些碎片是不是一个陶器上的，但更多的时候，我会从陶质上区分它们。”

　　赵周荣拿起两块陶片给记者看，“这块是夹砂的，而这块偏泥质。”将几十甚至上百片碎陶片，拼凑成一个完整的器皿，需要多年的经验和功底，“越大的东西越难掌握弧度，也越难补，只要偏了一点点，就差很多，比如大肚瓶，稍微有一块翘了，你就再也没办法补成一个完整的圆面。”

　　杨官寨的陶器修补活，是赵周荣所接过的最大的工程，“不仅数量多，而且类型也多，包括了庙底沟时期和半坡四期的陶器。”

　　配合赵周荣一起工作的，还有40岁的技工冯师傅。如今，两人已修好陶器近400 件，“但真正意义上的修复还没有开始。”赵周荣笑道。

　　杨官寨出土的众多陶器中，赵周荣印象最深的是一件疑似“天狗吞月”图案的彩陶。“我做了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图案。而这次挖出来的彩陶中，只有两件带有图案，一件上面是蜥蜴，一件就是这个‘天狗吞月’。”

　　在工地修复室的架子上，王炜林拿起一件刚修补好的小件陶器，这看起来有点像现代人用的精油灯，他啧啧赞叹道，“这个东西以前从没见到过，估计又要引起不少人关注了！”

　　考古研究院基地的库房里也堆满了杨官寨遗址出品的珍稀陶器。记者随手拿起一根细小的锥形物品，惊讶地发现这居然是骨头打磨出来的古人发簪，表面抛光得非常光滑，闪着圆润的光芒。“这是杨官寨最经典的东西，一定要小心拿好。”王炜林提醒道，“刚出土的时候就是这么亮，杨官寨人的工艺水平真令人折服。”

　　王炜林拿起一个石璧给记者看：“这是目前最早的璧了！这件可能是琮，古代人认为天圆地方，而这个石琮内圆外方正好代表了天地，它可能是巫师通天地的法器。”

　　摆放在架子最显眼处的一个笑眯眯的人脸覆盆状陶器(又称镂空人面饰覆盆状陶器)十分引人注目，这也是杨官寨出土的经典文物，“这个东西肯定不是实用器具，只能说是用来祭祀，但祭什么我们也不知道。”

　　众多陶器中，有一件类似三星堆出土铜人面的大眼睛残片，大大的眼睛和高高的鼻子交错分布，“如果能复原起来，这应该是一个圆环，眼睛和鼻子互用。”王炜林说。

　　28 岁的张伟有大胆的想象力，他指着陶祖(陶质的男性生殖器)猜测道， “当时母系社会的首领出现时，有可能是戴着这个人面的陶盆做帽子，一手握着陶祖，来表示她的权威和地位。”

　　而在杨官寨遗址西门两侧的环壕中，考古队还发现了大量层层叠叠堆放的陶器、石球、陶刀等。每一层的器物群都不一样，有的盆多，有的罐多。据王炜林介绍，在以往其他遗址的发掘中，他们从未遇到这样的情况。

　　为了解开这些陶器的谜团，考古队需要勘测环壕中每一层灰土的年代。“以此了解这个环壕的堆积过程花了多少年？分了多少层？”此外，考古队还需要分析每一层土中的植物遗存，从而大致推断土层发生堆积时的季节。

　　通过了解土层的年代，分析同时代的植物遗存，考古队可以确认各种陶器所属的年代和文化，推测不同陶器的用途，并复原持续了500 年的庙底沟文化每个时期的标志性陶器。

　　杨官寨遗址给了专家们很多想象的空间，众多的谜团只有在完全发掘完后，才能得到有力的证据支持，而这会是一个漫长又艰巨的过程。

　　4 月7 日，王炜林接到了陕西省政府下达的文件，文件要求对杨官寨遗址实施保护。他站在遗址的西门上，望向最东面延伸的遗址远处，“现在看着这块土地，我觉得很自豪。我们这代人，也许没有机会揭开它的谜底，但至少，我们为后人保住了这份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