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北川县擂鼓镇被沸腾的施工扬尘包围着。这个一度作为北川县城第二门户所在的乡镇，在新北川的规划版图中将成为北川新县城的副中心。曾经仅仅拥有1440人的老场镇将扩张成规划人口超过2万人的新城市，因为大量耕地被去年的地震和频繁光顾的次生灾害吞噬，围绕老集镇的30个自然村里，70%的农民消失了，他们都将成为这个新城市的一部分。而震前，这个地方的城市化率甚至不足9%。

　　这场涉及1万亿元资金的四川灾区重建计划是一个国家指令和市场意志交织的产物，是一场资源的重新调度和再次分配。在规划师看来，地震以前，这些地区人口和资源已经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重建则是使其再度趋于平衡的一个机会，借助的手段是“通过‘区域调整’和‘人口转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杨保军说，“我们希望能重新思考城乡关系”。加速城市化是政府和规划师为这些受灾地区开出的一剂药方。作为变革的设计方和主导者，政府不仅要为人们设计安全的居住，还要为他们设计未来。

　　主笔◎朱文轶

　　旧北川 新北川

　　72公里，北川老县城曲山镇到绵阳市区的距离。后者所在的“成绵德”板块是四川唯一一处以平原为空间载体的经济带，是整个西南地区最具活力的区域。

　　在过去10年里，竭尽所能地接近这个区域、加入这场城市化盛宴，几乎是这个古老地区上的所有城镇分享发展机会的唯一可能。“地理决定命运。”区域经济研究者吴乃青说，“地处岷江、沱江冲积平原和涪江冲积平原的成德绵地区以不到四川8%的面积集中了全省GDP的45%。从成都到绵阳市北川县的地势，由开阔到逼仄的幅度，如同一个被迅速收紧的口袋，距离开阔处越远，城市的外向度越低。”

　　为了扭转命运，北川邻县安县在2002年进行了一次区域史上少见的大挪移。它把县城和所有行政机构统统由毗邻北川的安昌镇迁到了花镇，就是为了在地理上更靠近绵阳。他们很快享受到了好处。这场兴师动众的搬迁方案由绵阳市上报，得到国务院批准，并在很短时间内获得了经济上的成功。“因为它到绵阳只有10公里，事实上很快成为绵阳产业布局的一个卫星城。”吴乃青说，“绵阳把长虹集团的一部分产能放到了花，安县也赶上了上一轮城市土地开发的班车，这让它把邻县北川甩在身后。”

　　72公里以外的北川县被遗憾地排除在外了。即使绵阳有意扩张它的城市辐射区，北川也不具备接壤“成绵德”的条件。从地理上看，绵北公路是个死胡同，它穿越北川后就进入绵绵不绝的山脉了，没有形成有效率的回旋，因此在发挥区域潜力上毫无优势可言；北川全境皆山，全县域海拔在1000米以下的土地面积仅占全县的10%，仅有的少量适宜城镇建设的河谷平坝地区，也已经全部被已有的乡镇占用，而空间集聚是工业化、城市化过程的一般规律，缺乏空间聚合形态良好的开阔地域几乎成为北川的致命伤。

　　行政区划也给北川向山外突围直接设置了障碍。曲山和擂鼓两镇既是山区和平原的分界，也是北川和安县的分界，尽管历史上因为地质和发展空间原因，县城搬迁曾多次进入北川县委县政府的重要议题，但客观来说，北川实在没有太多选择。

　　曲山镇已经几乎是在现有行政区划条件下县城选址的最优选择，同样是县城能够接近“成绵德经济带”最大极限。“这是一目了然的，曲山是北川县的咽喉和门户，比起其他乡镇，它的交通优势不言而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朱子瑜说。而作为北川增量用地唯一选择的擂鼓镇，事实上在这些年早已“地尽其用”，北川最重要的几个工业厂全都放在擂鼓镇，这个面积不足2平方公里的小乡镇早已不堪重负。

　　作为北川新城规划的总设计师，朱子瑜多次站在北川入城要道、著名“三道拐”上俯瞰旧县城。从一个城市规划师的观察角度出发，北川的问题不言而喻，即使不去考量它的地质风险，“从风水角度看，曲山镇的选址完全违背了中国城市空间布局最重要的传统之一，就是：明堂一定要宽阔”。朱子瑜说：“县城所在地位于V字型中低峡谷的河谷平坝，四周山体陡峭，空间太局促了，以至于整个城市毫无向外开拓的空间和余量。”

　　这个羌族小城在经济格局上的硬伤在去年“5·12”大地震中恰恰成为导致它灭顶之灾的地方。帮助北川重建的专家们发现，比其他地方尤为明显的是，这个地方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从来都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必须要把它们放到一起来思考重建的问题。”在杨保军看来，灾后的北川重建绝不仅仅是安置灾民那么简单，如果不能同时解决它的发展，那么灾难照样会卷土重来。

　　安县的大发展多少刺激了北川，2002年前后，急于走出山区困局的北川从全国各地请规划师为这个无法施展拳脚的城市出谋划策，专家们的建议是在寻找城市增量没有可能的情况下尽量盘活存量资源。“2002年，北川编制县城整体规划时，曾提出曲山镇、擂鼓镇和任家坪一体化，作为北川的县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工程所规划师殷会良说。就在北川为自身发展寻求出路的时候，一场毁灭性的灾难中止了它的一切计划和自我设计。

　　平衡被打破

　　接近城市圈的努力失败后，羌人原来田园式的山居生活也被毁了。没有城镇化和工业的吸纳，北川县剩余劳动力的增加就得不到相应的疏散。

　　尽管四川是个劳务输出大省，但北川却是个例外。高捷是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乡所的规划师，在北川重建规划中，她所在的小组承担对整个北川失地农民的调查。“我们对5个极重灾乡镇调研的结果，务农的比例55%，远高于外出打工的比例。”高捷说。

　　“山区本身并不一定就意味着贫困。”杨保军说，这个人们惯常的逻辑实际上并不准确。在启动重建规划前，中规院的专家对于北川做了一个摸底调查，结果出乎多数人预料。“在一部分山区，居民人均收入比平原高，这是因为他们拥有的面积比平原大。高山能做什么？旅游、药材，山里有丰富的资源。所以说，山区经济容量小，但不一定山区就比平原穷，要看你在里面安置多少人。”

　　北川恰恰成了不幸的个案。眷恋故土的传统、本地工业就业条件的不足，再加上土地收益和山地收益的剪刀差，这都继续加剧了人口向山区的聚集。人地矛盾在几个主要的地震灾区是普遍现象，但在老北川，显然问题更为尖锐。

　　这个地区的平衡在地震前就已经被打破。劳动力淤积的唯一出路，是北川只有继续向山区要地，最终的结果，那些根本不适宜安置建筑和人口的地区早就都达到饱和了，“这个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平衡被彻底破坏了”。近十几年来，北川开始不断往山上“发展”，老城区如民政局、幼儿园等单位，都盖在了山脚下。1991年，由于城区用地紧张，在时任县长梁安礼的力推下，北川县政府决定开发茅坝新区，工程在4年后完工，也用完了山谷平坝处最后0.35平方公里土地。就在去年地震发生之前，垮塌处的沈家包山脚下正在修建“安居工程”，山体因此被挖进了十余米。

　　地震摧毁了北川，但即使一座抗震技术过关的全新城市从原址拔地而起，旧北川原先遇到的所有问题并没有消失。相反，地震之后，北川的人地矛盾被进一步放大了。首先是因为耕地灭失而产生的失地农民，据中规院的调查，整个北川这批农民的数量达到3.5万人。

　　这个人口还只是个开始。和很多重建城市一样，北川陷入了一个“滚雪球”式的安置困境。“要在承诺时间内安置失地人口，就需要土地。每个县政府都希望大部分失地农民能够能过相邻乡镇之间就近安置吸收的办法，但实际上这只是县政府一厢情愿的想法。每个乡镇大多自顾不暇，即便真有剩余用地，也要盘算着如何在重建中尽可能发挥土地价值。”吴乃青说，“在毫无增量土地的情况下，政府往往只有通过征用土地的办法来安置失地人口。这样一来，每安置一批失地者，就又产生了一批新的失地人口。”

　　以北川县擂鼓镇为例，“因为地震和去年9月份的泥石流，擂鼓产生了6000多名失地农民，他们找不到耕地，也找不到宅基地，都要在擂鼓镇的场镇上安置下来”。跟随山东援建方到擂鼓的年轻规划师仲平说，“但是老场镇面积不到70亩，人口1440人，已经很不宽裕了，一下子进入6000多人，唯一的办法就是从邻近村征地。擂鼓从4个地震中损毁较严重的村子征了3200亩，这4个村子的4400人同样需要‘村改居’，这样一来，擂鼓需要安置的失地人口一下子就接近1.3万人了，翻了一番还多”。

　　更棘手的是，失地人口的成倍上升，直接冲击了城镇人口的就业。由于北川过去经济形态的单一，城市外向度低，这导致北川城镇和山区农村的自我依存度极高。中规院规划师殷会良说，“北川城镇人口超过1万人的乡镇只有3个，这些城镇里的城镇人口为更广阔的山区人口提供了所有的服务。现在农民失去土地和生产资料了，这意味着那些靠向他们提供服务的人也面临失业”，“就眼下来说，北川有1.2万人的就业属于相当紧迫的事情。这个时候，再看北川的工业容量就觉得实在太有限了，开足了工、数得上的工业企业不超过10个。对这大批的失地农民和失业人口来说，它们简直就是杯水车薪”。

　　政府为北川开出的一剂药方是加速城市化。“只有用比市场力量更为强大的推力，将北川纳入城市化进程当中，超出资源承载能力的剩余劳动力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吴乃青说，“这个时候，可能有必要打破以邻为壑的思维方式了。”

　　规划师们决定跳出北川到更广阔的区域中去思考问题。这将是一场大动干戈的重建工程，安全、贫困、失衡都将是要修复的内容。杨保军称之为“大尺度”。“以地为本，还是以人为本，这是我理解的尺度问题的本质。空间范围越大，就越有利于我们优化资源的配置。当然你越往外，牵扯的问题也就越多，最终是一个平衡点。”规划者们希望，中央能给予北川更大的舞台，在更大区域范围内土地资源的重新调度和分配。重建一座新城，能帮助这个在过去60年发展中一直背负沉重包袱的羌族县，重新回到人与资源的平衡状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