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天，程林祥几乎吃不下、睡不着。大儿子死后，他有大半年没怎么出去做活儿，才刚刚忙起来，却又因为自己的疏忽，送掉了父亲的命。他一夜夜躺在床上流泪，刘志珍甚至一度担心丈夫会疯掉。

　　妻子非常理解丈夫的自责。在大儿子程磊死后，刘志珍也总觉得是自己把儿子害死的。

　　程磊初三毕业那年，差了几分，没考上汶川县最好的微州中学。本来花上4000元，就可以上那所学校，但程磊当时谈了个“朋友”。为了把他俩分开，刘志珍坚持让儿子上了映秀镇的漩口中学。

　　自从儿子死在倒塌的校舍里，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母亲每天都躺在床上不起来。她一度想到过自杀，可死在哪儿呢？如果死在家里，就成了全家人的负担，可如果不死在家里，“又怎么能和儿子在一起呢”？

　　自从《中国青年报》报道了这对夫妻背儿子遗体回家的故事后，全国许多的好心人，纷纷捐钱捐物，安慰这对夫妻。一个来自广东的熊姓企业家，去年6月还专门来了趟程家，承担起他们二儿子程勇从初中到大学的所有费用。

　　最让刘志珍感到安慰的是，二儿子程勇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地震之后，水磨中学的校舍成了危房，在这所学校读初三的程勇，去了离家100多公里以外的眉山上学。每到放假，才能回家看一看。

　　原本，这个15岁的小男孩儿很调皮，在班上是“让老师头疼的人”。但现在，他学习很努力。上学期末，他的总分已经进步到班上第二名。学校特意给程勇发了2000元奖学金，他原封不动地上交给父母。刘志珍告诉他，可以用这笔钱去买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那我还是把钱存起来吧，以后上大学用。”程勇回答母亲。

　　这个原本悲伤的女人，逐渐变得坚强起来。她把那些好心人的电话都存在了手机里，逢年过节，主动发短信问候。“我有什么理由不好好活下去呢？”她时常这么问自己。

　　公公遇难后，刘志珍一手操办了老人的丧事。周围的邻居说，“村上十几年来没见过这么风光的葬礼”。可看着丈夫一天天消沉下去，她心里“像刀扎似的”。

　　刘宏葆上门那天，有一同来的佛山记者问她：“家里这么困难，你怎么不和我们领导要房子、要钱，要修这条路做什么？”也有相熟的邻居笑话她“猪脑壳，进水喽”。

　　“以前我有两个儿子都不怕，现在只有一个了，我还怕什么？”她回答：“修路是我公公生前的愿望，我要帮他完成。”

　　当然，刘志珍心底也还有一个愿望：每次下山，她都绕着去镇子上正在新建的汶川二中看看，虽然“看不明白建筑的学问”，但她希望佛山的援建队能把这个学校“修得牢靠些”。

　　“以后，老二就要在这里读高中了。”望着山坡下的汶川二中工地，她努力地挤出一丝笑容：“到时候，我就能告诉他，要是再遇上地震，你就不用往外跑了，待着别动。这个教室很安全。”

　　准备

　　“狗日的要修水泥路喽！”对于这个原本宁静的小山村来说，这消息就像一粒火星子丢进油锅里一样炸开了。

　　从4月初决定要修路开始，连山坡村一组的50多个村民连续开了5次会。很多村民丢掉了原本的工作，从成都、都江堰等地赶回村子里，商量起这件“自家的大事情”。

　　但经费实在太紧张了，整个镇子都在重建，到处都需要钱，建材的价格一直在猛涨。刘宏葆挤了挤预算，从原本的工程抢险资金里抽出30万元，可这笔钱也只够购买砂石和水泥，以及租用必须的机器设备。

　　而且，村民各家各户都有自己的“小算盘”。有的村民希望修路能买自家的砂石；有些人地里的青苗会被毁坏，他们想着要点赔偿；有人开始时捐出了自家的几块棕垫，可回家被老婆一说，又反悔了。

　　这些没读过多少书的村民们，开始动用自己所有的生活智慧，来解决这些问题。

　　这个自发组成的修路队，上至70多岁的老人，下至10多岁的女娃，全部是义务参加。他们在一张中学生的作文纸上，写下了连山坡一组58个村民的名字，出工的人画上一个圈，缺席者画个叉，每缺一个工，就罚款60元钱。

　　为了节省经费，村民们动用各自全部的社会关系。搅拌机是一个在镇上修摩托车的村民从表哥那儿租来的，每个月900元，比市场价少了300元；另一个村民找朋友买了200多吨水泥，每吨比市场价便宜了30元，光是这一项就节省了6000多元。

　　修路队成立了4个小组：施工指挥组、测量组、材料采购组、财务监督组。每个组的“领导成员”有3人，由村民自发投票、选出村民小组里“最有威信的人”担任。每天晚饭后，他们就集中在程林祥家里，分配第二天的工作，协商正在出现的问题。

　　程林祥也慢慢从消沉的阴影中走了出来。这些天，他正带着一帮年轻人，到10多里地外的深山里砍树，然后用摩托车拖回家里，加工成一块块2米来长的木板，供修路使用。

　　按照山里的风俗，在父母过世后的100多天里，做儿女的不能剪头发。程林祥两个多月没剪过发，头发已经很长了，上面沾满了星星点点的木屑。可他只管埋头加工木板，甚至都顾不上抖一抖。他手上那些掉了漆的木工工具，都是父亲留下的。

　　“忙起来就不会想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了。”他说：“我要修好这条路，帮爹爹完成他的心愿。”

　　山下的刘宏葆，正忙着镇子的重建，没有亲自过问这条路的进展。但从旁人那儿，他或多或少听说了一些修路队点点滴滴的故事。

　　“村民们太值得尊敬了。”他感慨地说：“如果灾区的老百姓都能够这样自救，那地震后的重建工作该省多少心啊！”

　　4月29日这天晚上，在修路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的时候，刘志珍做了一个梦。

　　她梦到又地震了。这条山路上挤满了从山上滚下的大石头，她怎么也爬不过去，可程磊突然间出现在她眼前。他让刘志珍抓住自己的脚踝，带着她慢慢飞到了一块平地上，把她放了下来，然后就消失了。

　　第二天早上，这个母亲和旁人回忆起了这个梦，很认真地问道：“你说，军娃(程磊的小名)是不是想告诉我，这条路一定能修得成？”

　　那个人还没有回答。她就自顾自地点了点头，笑着说：“我想，一定是的。”

　　夜话

　　夜深了，山里下起了小雨。

　　这是4月30日晚上9时许，修路队终于完成了所有的准备工作，材料和机器设备全部到位。山路太窄了，搅拌机和水泥运不上去，只能放在半山腰的一块空地上。

　　担心材料和机器被人偷走，修路队的壮劳力们自发组织了一个守夜队，每天轮流排班守夜。他们住在堆满水泥的救灾帐篷里，有人从山上的家里抬下了一张木床。

　　这天下午，在这条山路上，修路队差点又出了车祸。前一天夜里刚下过雨，一辆运砂石的小四轮打滑失控，半个驾驶室已经冲到了悬崖外。幸好后面装载的砂石很重，才没有摔下山去。

　　“狗日的，差个两秒钟，我就没命喽！”这天晚上，正好轮到这辆小四轮的司机程建超守夜，在一片漆黑的帐篷里，这个19岁的大男孩手舞足蹈地回忆起那惊险的一幕，嘻嘻哈哈地笑着。他的哥哥程建学原本在映秀镇打工，在去年的大地震中失踪，至今没找到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