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每期节目都这么顺利。一个在地震中重伤的女人，遗愿是死后把眼角膜捐给外省的患者，以表达灾区人民的感恩之情，但最后受助者拒绝出现在镜头前，节目夭折。一个爱上当地小伙子的天津志愿者，心愿是征得母亲的同意得以完婚，但到最后编导才发现母女俩根本无法沟通。一个为在地震中遇难女友寻找亲妹妹的男子，直到最后也没有实现自己的心愿。

　　编导李佳漪的节目就差一点夭折。她需要实现的心愿是：一个来自彭州市桂花镇丰乐社区的支部书记，希望恢复村里在地震中受损的一座桃花山。

　　“天啊，这怎么可能！”李佳漪第一反应是拒绝。

　　“我们也是没得办法啊！”在这位女支书看来，村里每年举办一次的桃花节，远不是经济收入那么简单。那些青壮年劳力可以借此做些生意，老年人也能在桃花节上表演节目以丰富生活。但在地震之后，不仅是桃树全部倒下了，曾经以此为生的人们也纷纷外出打工。一个腰鼓队的大姐甚至因在地震中受到了惊吓，从此面无表情地一句话也不说。当着采访记者的电视镜头，她甚至摔起了椅子。

　　李佳漪决定“试一试”。她来到位于成都郊区的龙泉联系树苗。这里的桃花节更为出名，每年能带来上亿元收入。虽然在电视镜头上，当地政府非常爽快地答应支援5000株桃树，可是私底下李佳漪没少费口舌。

　　灾区的大多数是没有什么故事的

　　相比之下，雷震宇的心愿算是比较顺利的。

　　就在他忐忑不安地坐在演播室里时，一个身穿格子衬衣的男人悄悄出现在后台。“我好紧张哦！”他对一旁的编导说，“这是我第一次上电视。那个主持人平时天天在电视上看见，下来这么见面反而觉得不熟悉了。”

　　“你紧张什么呢，雷震宇不比你紧张？”周围人这样安慰他。

　　“也是！他还不晓得我来了。”原来，这位就是货车司机熊仕强。他终于说服了自己的母亲，来到了《5·12中国爱》的节目现场。

　　当熊仕强走到舞台中央时，雷震宇显得有些木讷。他激动得连事先准备好的道歉词都忘记了，只是紧紧拉住了熊仕强的手。当时，他不仅抢走了人家740元钱，还砍伤了对方的手。

　　“我，我真没想到。”在原先的台词里，他本该说一连串感激的话。

　　“他可能性格就是如此，更何况长期的逃亡生涯，也许让他太过压抑了。”宁远事后笑着说。

　　这位女主播反倒觉得雷震宇很是幸运，毕竟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地震发生后，宁远坐在演播室里播报新闻，曾经流过不少眼泪，“其实都是被故事感动着”。但后来亲身去灾区时，她发现大多数受灾群众是没有什么故事的——他们是受了灾，但他们的灾不是最严重的；他们很顽强，但他们也不是最顽强的那个。

　　坐在前往北京的飞机上，宁远一边啃着汉堡包，一边回忆起去年6月份在安县采访的经历。她随意走进一间板房里和人闲聊。那个儿子说这次家里太幸运了，自己在废墟下才埋了10个小时，就被挖出来了。他背着父亲，翻山到有救援的地方，才走了七八个小时，就遇到解放军了。

　　宁远难忘这个当事人叙述这些事情的表情，那种“不是悲伤而是庆幸”的表情。虽然她觉得这家人已经很惨了，房子没有了，家没有了，世世代代生活的村庄也被毁了，孩子受伤了……但这又是什么“故事”呢？作为新闻来说，它们缺少值得挖掘的东西，所以也就“没有办法展现”。

　　“在抗震救灾阶段，人们都去关注故事了。这是人的一种心理需要，就喜欢看那些可歌可泣的精彩故事。但实际上，大多数人是平淡的、没有故事的，难道他们就不需要帮助吗？”宁远说。从此，她开始在节目之外，为这些普通人做些事情。

　　“我们也希望自己的节目，能够为灾区群众实实在在地解决些问题。”纪小荃说。他们一共做了30期节目，而完成的心愿却远远不止30个。其中既有帮助相依为命的藏族母女重建被毁房屋，也有为一个身患白血病的山村女教师找到匹配的骨髓，同时减免了40多万元医药费，还帮助一个普通农妇在遥远的西藏找到了地震时的救命恩人。

　　“这些似乎都超出了记者传统的职责。”编导王卓彦兴奋地说，“我们不仅是记录者，还是参与者。”

　　这天晚上，在北京东直门的一个饭馆里，来了一群毫不起眼的客人。他们点的不过是花生米等下酒菜，喝的只是北京常见的燕京啤酒，包括对话也极为平常：“老熊，我敬你。”“老雷，以后都是兄弟了，别客气。”但如果知道了他们的身份，任何人都会大吃一惊。时隔多年，警察、抢劫犯和被害者竟然坐在一起举杯畅饮。

　　“我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喝酒了！”雷震宇涨红了脸，端起酒来一饮而尽。本报记者 杨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