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东东轶事

　　硝烟四起，图娅邮箱里曾收到一封自称也是大学老师的人的匿名邮件，发件人指责孙东东把老师的脸丢光，前来索要孙的联络方式，决定质问他“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他还告诫图娅，“我真为同行感到羞耻，希望你也能明辨是非，和那老东西划清界限！”

　　“特别可笑，”图娅打趣说，“他不知道我比那老东西还老呢。”

　　图娅眼中的孙东东不只是一位书斋学者，更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不时积极参与社会话题讨论。“不然他又何必说这些？”她说，“作为卫生部一个专家委员，有些偏差也不能受到这样一种攻击和轰炸，谁能没有半点儿差错呢？”

　　在另一些人那里，孙东东这种对社会话题的积极参与则被指为“不懂的他也敢说”和存在“屁股决定脑袋”的倾向性问题。

　　一位圈内人士向本刊记者回忆，中国医疗界曾发生过一起病人因得不到及时输血而死亡的事件。由于《献血法》限制了医院自采自输，必须从血站提取用血，紧急之下病人亲属要求医院允许亲属间输血，未被采纳。

　　媒体报道了此事。孙东东在采访中被指说了“很外行的话。”他表示，医院在采集亲属的血液输给患者之前要做交叉配血，而交叉配血是高难度检验项目。

　　“这是临床上最简单的事情，”圈内人士说，“这说明什么？他是精神科医生，没有做过普通的临床，但是他又比较敢说。”

　　具体到最近孙东东的因言惹祸，这位人士表示“可以理解”，因为孙东东本身就是精神科医生出身，和很多从事临床医学出身的学者一样，“会有一种本能的维护精神病院(医院和医生)的倾向。”

　　一些心思缜密的人在此前后已经搜罗了一堆孙的过往言论，他们认为这些“语录”足以反映出孙东东是在为维护既得利益阶层说话。现在这个人又参与《精神卫生法》的起草，这放大了他们的顾虑。

　　圈内人士称，让这样一个具有精神科医生背景的人参与起草《精神卫生法》本身就是一种悲哀，就像医疗纠纷立法交由一些医生和院长起草一样，立场会是不一样的。

　　“从他所发表的言论来看，他很难代表病人的权利，”这位人士说，“至少在权重上，精神卫生立法重点要保护和保证患者的权利，所以应该吸纳能够真正代表患者权利的一些学者参与。”

　　就近期的压倒性舆论来看，孙东东可能因其言论不得人心而被主流社会抛弃。资料显示，现年50岁的孙东东精神病学专业出身，1980年代先后取得了医学本科学士学位和法学本科学士学位。他在北京精神病医院(安定医院)工作了5年，后因一些“人际纠葛”投身司法精神病学研究，由此进入北大任教。

　　近年孙东东也出现在一些政治场合，“搞起了政治”。官方资料显示，他是中国农工民主党本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并于去年当选北京市政协委员。

　　至今单身的孙东东被认为性格当中存在一些偏执。圈内人士告诉记者，与那些实务工作者相比，从事纯理论研究的孙东东“不屑于搞实务”，“包括他手下的人去当律师，他都骂他们是不务正业”。

　　这与中国高校教育及科研机制不无关系。一般来说，学术成果需要通过拼论文呈现，专著和论文的数量及见刊层次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水准及其地位。他们凭此晋升。许多人不得不把全部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否则就“上不去。”

　　与官方的接近对孙东东的提升也帮助极大，在此过程中他已成为一个光环人物。一些医院以能够请他莅临讲座而荣幸。他的学生说，“他是十分有影响力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他是主要起草人之一，精神卫生法也是。政府的一些政策方面，他会参与答疑，做一些专题讲座，算是很权威的人了。”

　　但圈内对此也存在不同评判。卓小勤对本刊记者说，“作为一门应用学科，没有临床实践，没有研究条件怎么能成为专家？无非就是给法学院学生讲讲基础知识。”

　　在这方面，一位名叫杨仲凯的天津律师对孙东东更是予以严厉抨击，认为他“很危险”。

　　数年前，杨仲凯在代理一宗案件时认识了孙东东。案件当事人因在单位里老提意见而被送入精神病院，关了1年，出来后提起索赔诉讼。在司法鉴定环节，当事人选择了声名远播的孙东东和他所在的机构。

　　几番接触，杨仲凯觉得孙东东“傲慢得厉害”，但这还不是最重要。此后他目击了孙东东的鉴定现场。据他向本刊记者介绍，这是一种极不严肃和不科学的过程。

　　“没有任何物理仪器。完全是他主观上的评判。他就和当事人聊一些家长里短，我问你答。”杨说。孙还将一套类似于报纸上刊出的智力游戏一样的测评表交给他的当事人填写。最终的鉴定结论是，这位当事人存在“偏执型人格障碍”。这一结论被法庭采信，由此判定当事人患有精神疾病，对其索赔诉求不予支持。

　　尽管已经过去几年了，但杨仲凯一直没有忘怀。这种过往经验使他深信，孙那些冒犯访民的说法，“可能有他自己的依据，凭的是他自己的经验，哪怕他的那套调查表是自成体系的，那也是他的评判标准。”

　　杨律师在他的办公室里还吓人地说，因为他们这些专家有鉴定资质，所以如果你去采访他，他要说你是精神病，那么你就有可能是精神病。而这一切只需要问几句话，填几道问答题就可以了。

　　本文发稿前曾抄送一份给孙东东，但他仍不愿接受访问，只表态说，你们媒体胡炒去吧，我还是不说为宜。

　　谁有精神病？

　　眼见针对孙东东的挞伐声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不禁为他捏了一把汗。她对本刊记者说，“口水也能淹死人。”

　　李玫瑾与孙东东相识，称其为“老弟”。孙“事发”后，她的一篇博客写道，在那种“信访人员多有偏执症”的说法之外，管信访的警察也快精神分裂了。

　　李玫瑾没有接受采访，表示自己不想成为“孙东东第二”。她建议记者访问那些在一线处理信访工作的警察以及上访者本人，让人们自己做结论。

　　不无巧合。在孙东东引发的社会反弹中，一位南方省份的地方人大代表来到北京，对孙加以控诉。这位代表刚刚视察过所在地的6个派出所，发现几乎每个派出所都将上访者与精神病直接挂钩。

　　“他们宁愿每年花一些钱，将上访者关在精神病院，也不愿将他接出来。”这位代表说，“孙东东为他们提供了理论依据。”

　　对于中国上千万访民来说，要对他们的精神状态作出判断本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一些社会事务研究者并不认为上访者的精神状态有多么糟糕，北京公盟社会事务所的研究员许志永说，上访者整体上属于个性较强的群体，很多人面临冤屈不愿意沉默。有一些老上访者个性偏执，但这和医学以及法律意义上的精神病是两个不同概念。

　　许志永与上访群体有着密切接触，经常帮助他们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他说，在上访群体中，我接触过很多被关过精神病院的人，其中只有两三个是医学意义上的精神病。

　　根据一些精神病学家的研究，在目前中国13亿总人口数中，以6.7‰计，精神病性精神障碍者(精神病人)至少有1000万人。而在上访者中，精神病人的比例可能并不是特别显著。

　　本刊记者与全国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评定大纲课题组成员、司法精神病鉴定专家刘锡伟沟通了此事。他在邮件里表示，上访者中的精神病性精神障碍者是极其个别现象，百分比应小于6.7‰。他的这种说法与一些社会事务工作者的评判趋于一致。

　　在中国，界定一个人是否患有精神病通常依据中国精神障碍诊断分类标准(CCMD)，这部标准由中华精神科学会负责编写。此外，卫生部要求各医院使用联合国诊断分类标准(ICD)，习惯上也参考美国的诊断分类标准(DSM)。这三种标准每隔数年都要修订。

　　刘锡伟教授称，三种精神障碍诊断分类标准中均无“偏执型精神障碍”(孙东东言论版)条目，是否系“偏执型人格障碍”之误不得而知。假如是偏执型人格障碍，则不能被当作精神病人。

　　“全国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评定大纲课题组”曾探讨过各种精神障碍者的刑事责任能力，这个课题组由中华精神科学会的司法精神病学组吸纳各方面的业界知名专家组成。他们在“精神障碍”概念下分出14大类183种。此外也有按照“精神病性精神障碍”和“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的划分，精神疾病属于前者，而人格障碍属于后者。

　　“心理障碍、性格缺陷、人格障碍、精神疾病这四者要概念分清，一旦混淆，后果非常严重。”刘锡伟说，心理障碍、性格缺陷普遍存在，人格障碍在过去称为病态人格，是不良环境中潜移默化所致，没有从正常到不正常的明确时间界线，药物治疗不易改变。

　　不过很遗憾，刘锡伟看到了今天的混乱局面，人们有时会偷换概念。这“就会造成把无精神病的人送进精神病院，把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处决或者送监，影响法治进程”。

　　有鉴于此，目前的司法鉴定在确定精神疾病方面可信度不能不让人怀疑。以杨仲凯的当事人为例，她曾经经过三个鉴定机构的鉴定，结果一个机构认为她是正常人，两个机构认为她有问题。孙东东和他所在的机构属于后者。没有人清楚这三个机构谁最权威和最有说服力。

　　杨说，他期望官方能够采取更为严密的法律和更为科学的手段予以规范，否则，“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不就乱套了嘛！”

　　孙东东引起的反弹也许有助于人们审视这个问题。对于上访者来说，这也是一件好事。在此之前，并没有多少人清楚地知道他们的真实精神处境。

　　图娅说：“我们期望帮助他们。”

　　图娅是全国人大代表，每年都会收到一些访民的信件。在她的印象中，他们态度平和，并不激烈。她说，“当我一听到99%这个数字，就觉得政府不仅应该负责解决他们的具体问题和困难，还要向他们提供心理疏导和救助，必须予以关怀。不然真就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