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东东公案了犹未了
孙东东公案了犹未了
本刊记者 章剑锋 发自天津、北京
北京大学及其教员孙东东终于可以松上一口气了。愤怒的访民看样子已经鸣金收兵，舆论硝烟也已经散去，人们正进入习惯性淡忘——这证明他们的冷处理手法取得了成功。
祸从口出。主讲卫生法学的孙东东在此前一次采访中毫不掩饰地表示，至少有99%的老上访专业户属于偏执型精神障碍。这导致一轮“倒孙”行动迅速拉开。社会人士呼吁卫生部和北京大学分别对孙东东做出处理，要求摘掉他的卫生部专家称号并罢免其教职。
发起人之一的北京爱知行研究所所长万延海对本刊记者说，“孙东东很残忍很残忍。我觉得他是个医学败类。”
万延海最初曾致信孙东东，质问他的言论是否有任何调查依据。孙东东之后礼节性回函，对万提出的批评表示“感谢”，并进行了解释。
万延海说，“我觉得他爱吹牛。他有时候就是胡说八道，可能是胡说惯了。”
外界施压没有对孙东东造成什么重大影响。这完全不出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医疗管理处处长图娅所料。图娅是孙东东的合作者和朋友。她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社会的反弹)根本不会影响他在北大的处境，卫生部和北大都不可能把他怎么样。”
孙东东于4月6日发表了一个道歉声明，图娅估计这是“北大给了一点压力”所致。
迄今看来，事情也仅止于此。一切似乎都已过去。但被孙东东撕开的那道口子恐怕不会很快平复。人数众多且处境不佳的上访群体是中国社会的一道创口，这道创口被掩盖在交错的社会矛盾之下，难以愈合。孙东东的言论暴露了这个群体的未被足够正视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尽管一切还没有完全显现。
“孙东东就是一根导火索，被危机转嫁了，”图娅说，“他替官方堵了个枪眼儿。”
倒孙与挺孙
对孙东东异常愤慨的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在小题大做。他们担心其言论将给那些惯以“精神病”名义打击访民的有关部门提供帮助，使他们在处理上访事端时变得更加胆大妄为和草率，从而进一步恶化上访者的处境。
万延海说，这有可能导致所有上访者都被监禁，其意见代表了这样一种含义：允许公权力机构对访民作出精神判断，然后把他们关起来，强制收治。
鉴于孙东东的“卫生部专家委员”身份，没有人认为他的言论只是代表个人观点。中国目前正在着手起草首部《精神卫生法》，已知孙东东正参与此项工作，这亦使人怀疑他对立法的影响。
在4月10日的一次新闻例会上，虽然卫生部官员已经明确否认孙东东是卫生部的专家委员，但在一些人看来，这种应询说明并不能改变一种事实——孙东东与卫生部的确走得很近。
“90年代末开始他就在向卫生部靠拢。”医疗卫生法学专家卓小勤对本刊记者说。卓小勤此时恰好因故正与卫生部逐渐疏远。他和孙同处一圈，彼此相熟，曾先后为卫生部的座上宾。
卓小勤早年在中国政法大学执教，从1989年至1996年因参加卫生立法工作而在卫生部坐班，被外界称为卫生部的“法律顾问”。但他说卫生部从来没有给自己颁发过任何聘书，“孙东东也有可能是这样”。
本刊记者检索到的一些文献资料显示，至少从2004年开始，他即已被冠上“卫生部专家顾问”或“卫生部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诸种格式不一的头衔出现在坊间。在这些均由孙本人现身说法的资料中，其身份不清楚是撰写者的捏造，还是孙东东主动授意。
卓小勤第一次见到孙东东，是在90年代卫生部召集的一次会议上。会议讨论修订由六个部委颁发的一份“原则陈旧、操作性不强”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文件。
孙东东在圈子里冒出来有其偶然性。在卓小勤的记忆中，90年代末，中国的医疗事故纠纷突出，不断演变为舆论焦点。孙东东此时发表了一篇论文，受到时任分管教科文卫工作的某位高层领导重视，因而“一下子就冒了出来”。
孙东东此后参与了卫生部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制定工作。另有资料显示，约在1998年卫生部组织的一次公立医院拍卖改制调研中，卫生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孙东东也参与其中。这次调研是在高层批示之后进行的。这时候他已成为卫生领域的专家，广受追捧，出镜率极高。
2002年，卓小勤又分别在公开场合与孙东东两次见面。
一次是一家军队医院邀请二人去开有关医疗纠纷的讲座。卓于是听到孙的演讲。他折服于孙的口才，认为“极佳”，“不亚于司马南”，若“做律师是很出色的”。
2007年，北京朝阳医院发生孕妇李丽云剖腹产手术未得丈夫签字同意致死一事。二人的观点有些不一致。“孙东东主张肖志军(李丽云的丈夫)构成刑事犯罪，这是我不同意的。”卓小勤说。
现在则不纯粹是看法不一致了。当孙东东那段触怒访民的言论公开后，卓小勤以一种颇有几分嘲弄的口吻如是评价，“够麻辣的。”
在北京一个反击孙东东言论的讨论会上，卓小勤作了简短发言。他说，“偏执型人格在普通人群当中也占有一定比例，没必要夸大在上访群体中的比例。我认为这是不科学的。”
之后，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孙东东的近期言论他一点也不惊讶，“很大成分上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职业病，就像警察看谁都像小偷一样，有些精神科医生看谁都像精神病，这个因素不能忽略。”
孙东东的言论自3月23日被公开后，各种攻击相继出现。随后他发出一份道歉声明，但被指为缺乏诚意，想蒙混过关。
看到孙的道歉声明后，万延海又给孙去信，试图劝说他承认错误，并能公开表明自己“反对滥用精神医学打击上访者”。
万说，“如果这样声明，我们大家都会原谅你的。这是一件让所有人都高兴的事。”但孙东东以他的实际行动——没有回信——表明他不会做此选择。
基于此前他的那封回信来看，他并不认为自己存在错误，只强调刊登出来的访谈与原始谈话内容有出入。“但事到如今，我不想申辩，也不想埋怨谁、指责谁。那样会把事情闹得更乱，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万延海对此深感不满，并批评说，“他强调的是和谐稳定，这是个官本位的人。”
卓小勤则说，孙的性格决定了他不会认错。
孙东东没有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也没有公开作出任何回应。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图娅说，“他被人攻击的那一句话(99%的老上访户有偏执型精神障碍)说得太绝对了。”这种表述符合孙东东那种“心直口快”的性格，属于他的一种说话习惯。图娅说，“我并不高瞻远瞩，但不会这样说话。我们搞具体研究的，比如一个项目里研究了2000人，只会说一般概率是多少。”
因为早闻大名，图娅对孙东东一直比较尊敬。她的一位研究中医学标准化法规的博士生在为自己选择导师组副导师时，图娅向他推荐孙东东，双方自此建立了合作关系。
“见面交流，我觉得他的思维很清晰，”图娅说，“是很严谨很认真的一个学者。”
她的那位博士生也说，孙不隐瞒自己的想法，怎么想就怎么说，但他的“逻辑比较严密，说话比较严谨，很热心，也平易近人”。
他们一致认为孙东东是遭遇了一个“别有用意”的媒体的采访，并被一些人将谈话内容人为性地简单摘出，拼凑到一起，从而使孙东东被曲解。他们研究了本刊记者转发给他们的那些公开报道后，认为是那家媒体故意直接将上访者与精神病扭结到一起，向孙东东作“诱导”式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