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历史没有另一种可能

　　如果没有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周恩来会是“克什米尔公主号”的乘客之一，而今日中国的外交史，也许会是另外一个版本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 中午时分，周恩来紧张地踱着步子，直到“克什米尔公主号”按时起飞的消息传来，这才松了一口气。

　　下午6时30分，却传来了这样的噩耗：飞机在北婆罗洲沙捞越海面上空发出三次求救信号后坠入大海，机上11位参加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和记者全部遇难。

　　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起54年前的这一幕，仍觉惊心动魄。如果没有缅甸总理乌努的邀请，周恩来会是乘客之一，而今日中国的外交史，或许将是另外一个版本。

　　成元功：不敢想另一种可能

　　拐进北京皇城根北街，世界一下子安静下来，这条街上的一座老房子里，住着周恩来曾经的卫士长成元功和家人。

　　84岁的成元功耳朵已经听不清楚，唯独对老伴焦纪壬的声音保持着敏感。1955年4月跟随周恩来赴万隆会议时，他们正在恋爱。

　　“万隆会议前后，我一直跟在周恩来的身边，寸步不离。‘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我算是经历了一半。”成元功说。

　　他所说的一半，并不是时间上，而是指路线上，万隆会议中国代表团在临行前兵分两路，他跟随的是周恩来一行——另一分队便是“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遇难的11人。

　　“要不是缅甸总理乌努想在会议之前和周总理会晤，后果不堪设想……”即使是今天，这另一种可能性还是让他后怕。

　　当年3月份，中南海就已经为万隆之行开始了紧张的筹备，路线是重点，后来总理因突发阑尾炎进行紧急手术，使代表团关于陆路还是飞机的问题有了定论——为减少旅途颠簸，只能乘坐飞机——当时中国尚未开通国际航线，便租借了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

　　作为卫士长的成元功很担心，早在3月初，便有可靠情报递送到总理手中：台湾的敌对势力已有针对万隆的暗杀计划。甚至有人劝中国放弃此次参会。“万隆会议将是中国在国际上的一次试音，周恩来是不可能放弃的。”成的手微微颤抖。

　　巧合的是，缅甸总理乌努发出邀请，希望周恩来能提前经昆明赴仰光“休养”两天，一起商议万隆会议的提案。于是，代表团做出兵分两路的决定：周恩来、陈毅带队从北京出发赴昆明，等待缅甸方面的专机；另一路人马则按原计划从香港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赴雅加达。

　　4月7日，北京西郊机场，周恩来刚刚准备离开候机室，更详细的情报来了，“蒋介石要炸‘克什米尔公主号’！”

　　在周恩来的叮嘱下，这纸情报很快转到外交部。与印航与香港方面再三交涉后，对方的回应是：应该没问题。但还是增加了安全措施。

　　“但是，情报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提起这场变故，成元功满腹遗憾。

　　4月11日中午，是中国代表团11人在香港启德机场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离开的时间。这天，身在昆明、数次要求港英当局严防蒋特破坏的周恩来坐立不安——每隔几分钟就要看一下表。12点30分到了！他在会客厅踱起步来。陈毅大口抽着烟，“莫急，莫急噢。”

　　1点钟，外交部来电：“克什米尔公主号”于12点15分准时起飞，一切正常。周、陈这才松了一口气。

　　几个小时后，情势急转直下，“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由香港起飞三四个小时后和导航台中断了联系。

　　先是莫斯科传来消息说客机中途爆炸坠毁在南中国海。不久，几家外国通讯社报道了这个消息。而台蒋电台早已播发了“周恩来座机坠毁”的新闻。

　　当时，殉难者名单还没有拿到，“大家又是担心又是悲痛，聚集在总理屋里，彻夜不眠等待北京的消息，并且再次讨论总理该不该放弃万隆会议。但是，总理很坚持。”

　　成元功记得，直到天亮，大家才散去，周恩来回到自己屋里，读完邓颖超的来信，写下了那封著名的“昆明回信”。

　　钱嗣杰：被眷顾的幸存者

　　今年清明，钱嗣杰如常来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这里埋葬着他曾经的战友、兄弟、同事、还有领导。在一块刻有周恩来亲笔题写“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字样的纪念碑前，他长久伫立，碑的背面是“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离开的11位烈士的姓名和简历，钱嗣杰不用看，就能默诵出这些在梦里叫了千万遍的名字：沈建图、黄作梅、李平……

　　“有时候回头看看，我就想，这50年是多活出来的。”54年前，身为新华社万隆会议特派报道组中两个幸存者之一，钱嗣杰的生命阴差阳错地得到了眷顾。

　　飞机在中国南海上空爆炸时，27岁、告别新婚妻子、第一次出国参加国际会议的钱嗣杰正身在雅加达一家旅馆里，紧张地等待着自己的同事与领导抵达。

　　此前，他和报务员刘茂俭带着长长一列清单，被先行派到香港采购报道设备。东西还没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做了一个决定：外交部两位信使从香港乘船前往万隆，随身携带很多重要东西，为了安全，让钱嗣杰与刘茂俭两个小伙子陪同前往，器材则由自己来负责购买带上飞机。“当时我们两个一肚子不乐意，只能搭船走了。”

　　就这样，在海上漂了7天7夜后，钱嗣杰到了雅加达。“知道11号大部队要来，我一大早起来，激动得坐立不安。”

　　房间里的无线电开着，消磨着时间，“突然有消息说中国代表团飞机爆炸……”钱嗣杰没有再说下去，那一刻的记忆于他而言，其痛苦并未随岁月消减。

　　出发前，又是战友又是同事的李平拍着他的肩膀说：“小钱，别担心，晚上我帮你整理照片。”

　　在钱嗣杰的脑海里，那些曾经年轻的脸庞依然年轻，“那会儿，沈建图的妻子已经怀孕9个月，他是印尼归国的才子，亮闪闪的眼睛，英语比汉语说得好；黄作梅也是才子，做事有点马虎……”

　　除了振作起来，似乎找不到更好的方法。“我要替他们完成未了的心愿。”万隆会议上，钱嗣杰5天5夜没有睡觉。

　　中国闪耀万隆

　　4月16日晚6时，周恩来出现在雅加达机场。

　　“里三层、外三层的人，保卫森严，我没法拍照，急啊。”聪明的钱嗣杰还是找到了一只大桶，跳上去，拍下一张周恩来抵达雅加达的照片。

　　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成为最繁忙的人。有这样一组数据：会议7天，他参加会议16次，会客约谈10次，宴会活动15次，睡眠不超过13个小时……

　　这样超负荷的运转换来的是中国政府在万隆的成功。“会议之前，仅有6个国家与中国建交，会议后，第三世界国家纷纷伸出友谊之手。多年后，这些兄弟国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成元功说。

　　有后人这样评价万隆会议的意义：亚非国家万隆会议，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没有西方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会议产生的万隆精神和国际关系十项原则是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指针。万隆会议作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国际政治事件而永载史册。

　　而“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犹如一道伤疤，深深地烙在新中国外交人的记忆里，隐隐作痛，但是，也输送着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