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公选升级走势观察：需要成熟合理评价体系
公选升级走势观察
■本刊记者 王运宝 贺海峰
经过20多年的实践，公选已度过初创期，制度框架已经基本搭建起来。如何把这些框架“填充”好，让公选制度更加“丰满”起来，将成为未来各地公选创新试验的重点。
2008年12月8日，来自安徽蚌埠的王玲，被正式任命为广东省佛山市副市长。作为2008年广东省公选百名干部中的代表性人物，自10月8日拟任名单公示后，王玲就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2个月后，她从佛山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林元和手中接过了任命书。
就在此时，王玲的家乡安徽，经公推公选产生的20名副厅级干部，也陆续走马上任，这已是安徽省第12批，也是最新一批由省委直接组织产生的公选干部。而安徽的东部邻居——江苏与浙江，同样将公选进行得轰轰烈烈。浙江一次性拿出150多个职位面向全国公选，是该省历次公选职位最多的一次。
这些发生在不同地区的公选事例，共同延伸与扩展着公选的空间，将公众关注的目光深深吸引。
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起步，经过20多年的实践，公选已度过了初创期，开始进入“精耕细作”的阶段。公选演变到今天，制度框架已经基本搭建起来。如何把这些框架“填充”好，让公选制度更加“丰满”起来，将成为未来各地公选创新试验的重点。
让公选制度“丰满”起来
作为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李民是最早关注公选的专家之一，还参与过由中组部组织的“公开选拔领导干部考试大纲”的编写。10年前的1998年，李民参加了一个“美国高级公务员的选拔与测评”考察团，一共12个人，其中有4个中组部的、4个地方组织部的。
通过考察，李民发现，不管是美国联邦政府还是地方州政府，或者是世界一流的跨国公司、一流大学，他们都遵循一个高级领导人的5大能力。换句话说，一个高级领导职务需要什么素质的人，都规定的很详细。进一步又把5项中的每一项分解成20多个小项。“越分越细，细到了一个的伦理、感情，以及这个人对处理一件事情的选择。”李民告诉《决策》，只要是需要选拔一个人的时候，就照着这些条件去选人。
相对来说，中国党政机关的人力资源管理，普遍存在基础工作做得不够扎实的问题。国家行政学院领导人员考试测评研究中心主任许晓平举例说，一个信息产业厅的副厅长，到底需要哪些能力？目前的状况是没有成熟的表述，也就是说对一个职位的能力分析做得不够。
因此，许晓平建议，可以借鉴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做法，企业管理都写得非常具体。“像很多地方政府进行的ISO9000体系认证，就是很好的探索。在这个体系中，对每个具体的工作职责都有详细描述。只有更具体了，才能更好的完善公选中选人用人的质量。”许晓平告诉《决策》。
按照这个逻辑作进一步的分析，就会发现，“虽然已经有过这么多次的公选，但我们的公选中还是缺乏一个相对成熟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2001年参与过安徽省公选的六安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祥安分析道。
在许晓平看来，“通过制度创新与设计，这个问题完全可以解决。”由此可以肯定的是，如何完善公选考试的科学性，建立起一套规范合理的评价考核体系，将成为未来公选发展的最大趋势之一。但这仅仅是公选“丰满”起来的一个方面，它解决的是如何更好地选择一个人的问题。
另一方面，“绝不能一选了之。”采访中，无论是公选的组织者、参与者还是研究者，在“选后”制度的建立上，大家都认为，应该将“选后”制度作为未来公选制度完善的一个重要方面。
吸取营养形成制度体系
公选，308万；公开选拔，185万；公推公选，35万。
在百度中输入这三个关键词，就会看到这么多条搜索结果。对公选来说，弹指间，时间已滑过25年。最新一轮的持续性升温，是从2003年12月江苏产生中国第一位公推公选的县长开始的。
“省委决定公推公选沛县、金坛市长推荐人选。”2003年10月21日，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在显著位置发布了这则石破天惊的消息，同时配以“党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方式的重要突破”做副标题。据说，这一天报纸卖得最火，不少人还到报刊亭自费购买《新华日报》。
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干部情不自禁地拿出翻旧了的报纸，描述他们当时的兴奋和新奇。“那一段，我和同事们天天在聊公推公选，有关消息我都做了剪报，像收藏纪念品一样。”江苏盐城市的一位处级干部说，他希望这项干部人事制度也能在盐城市推行，因为“我想试一试”。
也是在2003年，安徽省一次性拿出32个厅级领导职位进行公开选拔，这是迄今为止，安徽省公选厅干职位最多的一次。到了2008年，安徽在11次公选的基础上，也加入了公开推荐环节。
如果再向上推10年，在1998年时，安徽省就拿出了两个正厅级职位公开选拔，一个是安徽省体委主任，另一个是高校校长。相比江苏在2005年第一次公选信息产业厅厅长，安徽公选正厅级领导早了7年。
由此可见，公选的延伸和扩展空间很大。《决策》杂志所作问卷调查的统计数据显示，有85%的人认为公选干部所占领导干部总数的比例小，应适当扩大；认为应该维持现有比例的人占15%；但没有人选择缩小现有比例。
另外，有35%的人认为，不能仅仅拿出几个虚职、副职或非重要部门的非重点职位进行公选。同时，调查中有40%的人认为，公选需要更加制度化，要把公选中的成功经验，以法律、法规、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形成相互配套、紧密衔接的制度体系。
因此，许晓平总结说：“公选要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具有生命力的官员选拔制度，应该从改革创新中获取营养。在这一过程中，还将会有大量的制度创新出现。”
创新方法提高参与度
如果梳理公选20多年发展趋势的主要特征，就会发现，其实质在于扩大群众参与度，这是公选发展过程中一条最明显的主线。
在刚刚过去的2008年，公选中扩大群众参与权、知情权的亮点层出不穷。对于这些创新，李民用“不胫而走”四个字加以形容。但电视直播手段在公选中的运用，还存在不同意见，对于这样一种公选方式方法的创新，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需要在实践中加以改进与完善。
2008年，安徽公选的面试环节，就进行了一次具有积极意义的实践。对面试进行全程录像，剪辑后提前发给省委常委观看，为省委常委会差额投票表决提供真实、直观的参考依据。
围绕公选创新的认同度，《决策》杂志在2009年3月进行了问卷调查。统计结果显示，30%的受访者对广东省的“大评委制”印象深刻。据广东省委组织部介绍，公选的每个环节、每个步骤的评委都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省、市的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二是职位所在市(单位)的干部群众；三是省、市直相关单位的中层以上干部。“大评委制”的实施，一个环节最少55人，最多380多人，累计超过1万人参加评委工作。
在2008年，不仅只有广东，安徽、湖南、浙江等省，都引入了基层“两代表一委员”参与。在最新一次的安徽公选副厅级领导干部中，面试评委增加到13名，相比以前扩大了近一倍。
可以肯定的是，扩大公选工作的社会参与度，将是一个可以预见的基本走势，毕竟，“脱离群众参与的公选极有可能演变成一场秀”，李民一语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