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在资源枯竭背后

　　国务院新公布的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的名单上，景德镇赫然名列其中，景德镇的瓷器行业生产总值也早已不及佛山、潮州等城市。但是，景德镇现在却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手工业瓷器中心，它提供的是这样一种价值——“产值可能偏低，可是，就算是再怎么全球化，有这么一个特殊的存在也不是坏事。”

　　记者◎王恺   摄影◎关海彤

　　与那些以采矿业为生存之道的资源城市比，景德镇所倚仗的显然不只是表面的高岭土。与资源缺乏对应，它更可以自豪的是工匠们世代传承的手艺。

　　即使是进入了工业化时代，景德镇瓷器匠的手艺也继续焕发着生命力。现在景德镇拥有的瓷器从业人员高于10万，而景德镇的技师们仍在被别的城市高薪礼聘。

　　手艺成为景德镇超越物质条件的灵魂，曾经被法国传教士当成秘密窃取的高岭土确实已经消失了，那里开辟成了遗址公园。可是真实的景德镇却并不在各个散落在乡间的古瓷窑遗址上，也不在那些精美的陈设在博物馆的文物中，它活在蔓延在街道两侧的一个个小作坊里，也隐藏在那些或偏僻或隐蔽的窑口里。

　　国际化时代的特殊瓷器中心

　　德赖登·韦尔斯(Dryden Wells)的工作室在景德镇当年的十大工厂之一的雕塑瓷厂中，瓷厂早就倒闭，当年的厂房租售给了来自全球各地的艺术家们，德赖登就是其中之一。他兴致勃勃地向我描述他的城市印象：“整个景德镇就像世界最大的瓷器工厂，但是个分工极细化的工厂，众多的工作室，大大小小的作坊就是它的各个部门。”

　　他展示他正在做的作品，在市场上买来的若干武装士兵的瓷坯被切割成了无数片，又被他重新组合，成为他想象中的“动作”、“战斗”，等完成上釉后，他会找专门的窑口烧制。

　　“这件东西不能送到一般的窑口去烧。”因为一般窑没有摆放他这件大型雕塑的空间。好在景德镇的所有瓷器制造链都有无数细分。

　　和德赖登一样，景德镇有无数外来者，他们主要利用景德镇瓷器生产过程中各环节上的便利，在这里完成自己想要的东西：有人看中景德镇的制坯技术，有人看中景德镇工人的廉价和熟练，也有人看中这里窑口的多样化——做瓷器的人想要的一切都在这里了，除了大规模的瓷器生产流水线。

　　曾桂越的三层小楼在距景德镇市区不远的三宝村，这个村庄聚居着景德镇最多的外国艺术家，她的小楼是花了几十万元从农民手中买来的，朋友们笑她抬高了当地乡村住宅的价格。她用木头重新把它包装起来，成为一个极舒适的所在，巨大的玻璃窗像一个个取景框，把对面的青山摄取下来。

　　但她贪图的不是这里的舒适，楼下的电窑、院落里可铺腾开拉坯的空间，才是她选择这里的原因，“关上门，可以静心工作几个月都不用出门”。

　　她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陶瓷艺术家，来景德镇前，在广州上完大学，并且是当地有名的女陶艺家。“一开始是陆续来景德镇，2006年下定决心在这里长期定居，因为这里是能完成我作为艺术家梦想的地方。”她告诉我，听到她的决定，在广州合作开陶艺社的朋友都哭了，觉得她是为了理想就抛弃了大家。

　　可是她下了决心，景德镇充分而流动的资源使她相信，她可以靠这里完成梦想。她的主要作品是青花牡丹系列，在各种器形的坯胎上画上牡丹，但不是传统技法，是有点渲染效果的牡丹，虽在瓷器上却要有宣纸上的效果，这就要求新原料、新工艺。“景德镇的原料供应者很厉害，你需要什么效果可以和他说，他会提供给你不同配方的釉料。”她告诉我，同样是青花料，粗浅的配法就有几十种，“我再反复试验后找到最合我需要的那种原料”。

　　这在广州等城市，是难以实现的，“那时候找点特殊的原料要费尽周折，还要托关系”。尽管广州周边的佛山、潮州都是瓷器生产中心，但是，“大工业化生产不会给你个性化的东西”。

　　材料的充裕之外，景德镇的工匠们也是最让曾桂越佩服的：“在景德镇，你可以按天数雇用工人，解决不了的复杂工艺上的问题，很多要靠他们帮忙。”这在别的瓷器城市也不可能，“至少要按月来雇工吧”。

　　景德镇的传统工匠分工极细，传统有72道工序的说法，外人往往会疑惑，为什么拉坯工就不能顺势把泥土坯也修了？其实，做好一道工序，往往也需要磨炼20年时间，哪里能心有旁骛？尽管已经来了两年，曾桂越说她还常常被工人们的技术震住：“我雇专门的挑坯工把我画好的坯送往窑里，那些坯不能相互靠，否则我几个月画画的心血就白费了，因此不能雇汽车送，看见那个工人担着担子一扭一扭地走，我在旁边心也跟着跳，可就是这样的动作才能保证坯胎完好。”

　　最后她往往会多给一些钱，可是又不能过多，“他们下次就会漫天要价”。听她的特殊口音，工匠们往往会要高价，“我要常常和他们叫，不要把我当外人”。只听到她开始谈明清青花的区别，技工们才会变得实在——景德镇的工匠们都有见识，他们佩服有见识的人。

　　她有一次和朋友一起去看一个浮雕工，这工匠租的房子就在垃圾堆旁，天气酷热，他正在一口大缸里雕刻一条巨龙，“旁边就是他家的孩子跑来跑去，他大概怕他们撞上，就在本来已经很热的屋子里又搭出一个蚊帐来，自己躲在里面雕刻”。那条龙完全是用传统技法完成的，“精致到让我震撼。他比景德镇的那些瓷器大师工作态度都要好，因为他知道，那条龙雕刻完，就可以有8000元的收入”。

　　在这里已经两三年，她的目标是做得更少、更精致，“即使在交流上，景德镇也不会比别的地方枯燥”。别看她居住在景德镇的乡村里，“可是常常有世界各国的艺术家闯进门来和你交流，大家谈自己在各国做瓷器的经历就很有意思”。她是马来西亚唯一在中国从事艺术创作的女性，作品在她的国家已经很出名，所以还经常有马来西亚的记者来采访她。

　　距离她的乡村小楼不远，就是韩国艺术家李伶美的工作室，是乡村老宅改建的，更显幽静。李伶美最近的作品是《五谷丰登》，一个个丰满的头像上顶着粮食和蔬果。她告诉我，那些人是她和她的家人，有意思的是，这些都堆在一个买来的存放粮食的大斗里。艺术家们把周围的中国乡村的常见之物都挖掘出来，作为自己的用具。

　　她在韩国读完研究生后再来中国中央美院重修了研究生，后来在清华大学读了博士，这么多时间耗在学习上，是因为，“韩国实行的是美国式教育，观念强而疏于具体手法，中国还流行着当年苏联式的教育，我的导师就是现实主义雕刻大师”。

　　加上韩国的陶瓷发展有中断，所以作为陶瓷艺术家，“把中国的陶瓷技法和自己的观念结合起来，最容易出作品”。对于她，景德镇是材料天堂，“表现不同的东西，一定要用不同的材料”。她指着刚做完的“出阁”系列给我们看，都是青花瓷雕塑，描绘母亲和家族送别出嫁的女儿的场景，有的是用光滑匀静的瓷土，有的却故意在里面掺杂了黑色的沙土。“有的泥很贵，可是做雕塑不管泥土的贵贱，我要的是适合我的材料。”她说。

　　帮她配料的师傅，包括帮她修坯、拉坯的师傅，还有专门请来的画工都很受她尊敬，李伶美告诉我：“我没把他们当工匠看，我和他们的差别只是工种差别，我们在不同阶段努力而已。”

　　她是真心佩服景德镇的工匠们，他们特别能顺应市场做出改革。前些年流行大花瓶，往往高一两米，公司开张都喜欢摆上一对在门口。“你可能觉得不好看，可那是中国传统工艺里没有的东西，是前些年农民们自己发明出来的。拉那个巨大的坯，需要两个师傅配合，光那动作就特别有美感。”

　　三宝村的当地居民已经习惯了这批外来的艺术家们，村子一路蔓延下去，大大小小的数间工作室里常年涌进来自世界各地的陶瓷艺术家们，按照从小在景德镇长大、后来去了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书的康青的说法：“景德镇是人性化的体系，无论是材料的获得还是工匠们的帮助上都是如此。”

　　许多人在待过许多地方后，还是来到景德镇做陶瓷。康青告诉我，他也去过佛山等地，“除非你是做大观念陶瓷作品，例如把几百个抽水马桶摆在一起的那种，你才可以待在那种工业化陶瓷的城市”。

　　景德镇技师的手艺

　　景德镇瓷器在众多工序上保留了手工特征，德赖登说，吸引众人来这里的原因，就在于这里是一个手工业城市——景德镇瓷器是目前还在大规模生产的手工产品，“所以，技术是景德镇的灵魂”。

　　对于外人，也许理解这个判断有难度，毕竟只是一道道繁琐的工序而已，解决的最好方式，就是找一个地道窑口去探访。

　　一般窑口都设立在景德镇的街巷间，玉岭陶瓷山庄却隐藏在距离城市一小时路程的山林深处。山庄生产的是仿古瓷，最能展示景德镇的工艺复杂特征。

　　不远处是昌江，道路两旁不时可看见古瓷窑的遗址，碎瓷满地，景德镇时常有外地工人探洞，挖出几麻袋碎片，如果有相对完好的器形，也能卖出好价钱。

　　玉岭山庄不做这种事情，他们只是做高仿，按照庄主黄国军的话说：“要是能把历代的好瓷器的奥秘都钻研出来，此生也就满足了。”他们的最新作品是一套56件的梅子青釉餐具，是一个上海客户预定的，定价2.6万元。“做了两年还没完成，现在算起来，成本已经高于定价了，当初接下来，就是为了好玩。”黄国军告诉我。

　　而订购的主人之所以肯花这么多的价钱，就是看中了他手中的东西，是市场上完全排他的产品。“没人能制造出完全一样的一套出来。”

　　喷釉师傅熊三水解释为什么这套餐具会这么难做——对于全手工的窑口而言，“56件一套的餐具意味着你要把56个餐具的釉喷得非常均匀，一旦有不同的厚薄，哪怕是最细微的差别，烧出来后颜色也马上不同”。

　　所以，虽然客户定购了一套，可是他们至少要做4套，才能从中选出合适的一套。熊三水从18岁开始学习，做到现在已经10多年，可还是有掌握不好的地方。餐具是缠枝莲纹的浅浮雕，常有拐弯处，“到了那种地方就特别小心”。因为一个小拐弯不好，就可能在那里会有点异样的颜色——而且这种破坏烧前还看不出来。当初学喷釉是父母亲怕他调皮，所以给他找了个需要耐心的活，可是这活也太需要“静心”了。他喷完后，还会拿出小缝衣针，细心扎进去，看看每个地方的厚薄。

　　特别小心谨慎，是因为景德镇工匠技术环环相扣，每一道工序都要做好，前面做得再好，后面出了失误也前功尽弃。

　　没想到的是反之亦然，前面有了小问题，不到最后关头也往往看不出来——烧完了才能显示问题所在。负责立坯的师傅黄国新拿起一个浅足的仿明代青花瓷碗告诉我，这就是早期疏忽而后面完成都很好的失败例子，那瓷碗颜色沉郁，瓷质白里带青，可恰恰是碗足陷进去一点，“后面再好也没有用了”。

　　他20岁开始学习立坯，一开始最难寻找的是着力点，“要是找不对，进窑里烧就会塌下来”。后来难对付的是研究各个朝代的器形，“都有微妙差别，做仿古最难的地方，就是把看上去一样但实质差别很大的地方表现出来”。据说行家购买仿古瓷器的第一关是用手摸，尤其是碗，即使外观完全一样，只要弧度有差别，就能立刻明白仿的是不是地道。

　　黄国新有10多年的经验了，可是越往后做，发现越难。他觉得简直就没有容易的活，只有难的和更难的活计，“越是小件，往往越难把握——很多时候连工具都无法用，只能靠手感”。

　　庄主黄国军说自己有时候很羡慕别的瓷器生产城市：“我去佛山，看他们的工厂里，大堆的东西都那么堆着，坯都是用机器统一浇铸出来的，釉往上面使劲地浇就可以了。可是在我们这里，即使是一些粗做的作坊，批量生产的东西，也都有自己的精细化要求，从来没有那么豪放地堆放过。”

　　精细的手工技术，使景德镇的瓷器加工业很难改革，黄国军说，他想做些改革以适应现在的瓷器生产技术。“比如说堆窑，我们以往是两个师傅拿个麻布，抬一个坯胎放进窑里，我觉得那样又不安全又费劲，就设计了一些套盒，把瓷器装在盒里再放进去。可是立刻发现，第一是你无法做出适合各种形状的盒子，第二是有了盒子，工人们往往不那么小心了，损坏率反而更高。”

　　他还想用电脑技术来算出窑里各个瓷器摆放的位置，“可是很难，师傅们会做可不会说。我找个70多岁的老师傅，是传统烧窑技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他每次走进洞里，背着手，轻描淡写地走一圈出来，然后大家根据他的说法，在这边摆这件，那边摆那件，最后烧好后的成品成功率很高。我用电脑算半天，火力、不同区域的堆放量和高度、时间长短，可到最后，电脑算出来的还是不如老师傅设计的好”。

　　在他看来，老师傅们用手去说话，“说出来的话往往超过我们用脑子说的”。

　　他是地道的景德镇人，从年轻时候开始就热爱仿古瓷，所以在各个工序上都下了工夫，现在他的作坊里不少师傅都是他训练出来的。“景德镇的技术之所以复杂，是因为仿古的历史太长了，明仿宋、元，清仿明，也仿宋、元。就拿两个朝代都仿的元青花来说，仿的技术差别很大。比如说明代的线条是流畅、一笔到的，可是清代是用小点点出来的。现在有人找我们仿元青花，就要说清楚，你要的是元青花原式样，还是明仿品，或是清仿品。”

　　手艺复杂，加上历史悠久，使景德镇的师傅们成为最容易流动的一个群体。黄国军手下不少师傅是他带出来的，可是他不能保证他们周六、周日不去接外单，“随便出去做做，一天就有几百元收入，你很难要求他们抵抗诱惑”。

　　在景德镇，最新的师徒故事是，一个从台湾地区来的师傅把自己的手艺和制作中需要注意的地方都传给了徒弟，可是徒弟一年后就自立门户了，而且生产出来的东西和师傅的完全一样。那位台湾师傅很烦恼地告诉我：“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做些更复杂的东西，让她没办法跟上。”

　　黄国军研究过景德镇的史料，在解放前，景德镇有发达的行会制度，这种制度约束了人的流动。“徒弟学了手艺后至少要待3年才能自立门户，可1949年后这些是重点批判的东西，十大国营瓷厂成立后，行会更是粉碎得干净彻底了。”

　　按照黄国军的理解，师傅们各自怀有技术，又没有相应约束，使景德镇的“工匠文化”特别发达，“优点是不存在一家作坊垄断技术的可能性，缺点是家家户户都是小作坊，做不大”。景德镇的技术优势反而成为制约其大规模工业化的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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