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国军把玩着他手中的白色瓷瓶，属于烧好的白胎，瓷器的质地白里透出青，他得意地说“有玉的光泽”。这是传统景德镇瓷器的特征之一，“青如天，白如玉”，但是这瓷土并非景德镇传统的高岭土，而是取自福建龙岩地区，8000多元1吨，属于生产高级瓷器才会用的瓷土。黄国军买回来1吨后，又自己找师傅加工，在其中再细选出了一些，才烧制出几件白胎，所以价格又上去了。

　　“还没想好要在上面画什么，因为要找出和胎质匹配的工艺，要多把玩一段才能心中有数。”

　　和工人的流动一样，景德镇的瓷土资源也保持了高度的流通性，材料早就来自全国各地。所以当我们问到景德镇当地的资源枯竭对瓷器生产的影响时，不少人露出茫然的神色。

　　对材料讲究的瓷器加工作坊，现在会去福建龙岩、江苏苏州、广西北海等地找瓷土，景德镇的瓷土资源在民国初年就已经报警，位于景德镇东郊外的高岭土在那时候就已经开采不出什么来了，1965年彻底禁止开采，“要说资源枯竭城市，景德镇早就是了”。

　　中国陶瓷协会原料辅助材料专业委员会的主任袁勇对景德镇的原料使用历史了如指掌，福建高岭土就是20世纪80年代他和同事们勘察发现的。他告诉我：“景德镇贡献给世界两个英语单词：一个是昌南(景德镇当时叫昌南)，‘china’；另外一个就是高岭，‘kaolin’。景德镇肯定是因为高岭土和周围取之不尽的森林资源而成就的，最早是一元配方，后来改成了二元配方，直到多元配方。”

　　景德镇的高岭土因为铝含量高而铁含量低，所以烧制出来的瓷器白而润泽，“而且立得起来”。袁勇告诉我，英国人最早来到景德镇，不知道高岭土的秘密，只听老瓷器工人说景德镇的瓷土“骨子硬”——是说这里的瓷器即使很大件，出窑后也能保持完好，他们回英国后就掺杂了大量的骨头粉末进瓷器，成就了英国的骨质瓷。

　　景德镇的瓷土其实一直在进化中，“早就采取了多元配方，就是因为这里的人们早就意识到，不可能永远在一个地方取得优质的瓷土，而且同一区域的土质不同，瓷土也有好有坏，所以景德镇人很早就使用配方土”。

　　这才想起来，景德镇的乡村时常有自动的水锥在那里锥土，袁勇解释：“那就是景德镇传统的瓷土配方，把瓷石锥碎后和一些土混杂在一起。”

　　“清朝已经意识到传统的高岭土并非取之不尽，所以不允许民间开采。到了民国，在景德镇附近找到了大洲，出产的瓷土和高岭质量相当，但大洲土用到了20世纪70年代就没有了，于是景德镇周围成为取土之所。低档点的用江西星子高岭，我们叫它‘木鱼骨头’，很白，但是缺乏润泽感，高档的就开始用外地的高岭土了，其中就包括福建的龙岩高岭。”

　　福建龙岩高岭的发现和景德镇的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有关，“当时为了烧制‘毛瓷’，到处找合适的瓷土，由国家出资成立了勘察队”。不过福建高岭发现是在“毛瓷”制作后的事情，“1978年才发现。20世纪80年代景德镇想烧好瓷器的人都懂得去选用福建高岭了，土质很好，铁含量低，但是多水，可塑性好，不过一吨多了几十到几百元的运输费用”。在袁勇看来，景德镇能一直作为陶瓷中心而存在，“就是因为不排外，当时很多老板听说福建龙岩的土好，很多找上门来向我咨询，然后就开始选用”。

　　从那时开始，景德镇就越来越依靠外界资源来补充自己，“现在最远的已经到了哈萨克斯坦了，自古以来的市场化运转使景德镇形成了资源的充足流通性能”。而且，随着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即使是一般的土，只要增加一些化工原料，就能达到想要的效果”。前些天有人想在瓷器水盆上烧出芝麻粒的效果，找到了袁勇，他说：“其实很简单，往里面增加铁矿石，但是不能是粉末状的，而要是颗粒状的。”

　　袁勇解释为什么当我问到景德镇的瓷土资源是否枯竭时，一般的瓷器作坊的人都会茫然，“原料市场是高度流通体系，没人关心自己的土原产地是哪里，只关心价格和能够达到的效果”。所以景德镇现在的原料供应商来自五湖四海，广东、福建、台湾的都有。

　　景德镇的瓷器工厂大多规模不大，大家需要的原料也很复杂，“所以原料商和瓷器商一样，规模都不是太大，但是都很灵活，能提供给你各种所需的原料”。原来原料的“人性化”来源于此。而且这些供应商的定价体系很科学，“你需要多好的、多差的原料他都能拿来，最好的几万元，最差的几百元，完全是供求关系决定的”。

　　几万元1吨的瓷土是生产特殊的仿古陶瓷的，“要的量很少，一般地方那么少的量人家不供应，但是景德镇就有这样的好处，有人买就有人卖，你愿意出高价，老板就开出一条线来精细加工原料给你”。

　　在他看来，一般的日用瓷的各种原料配方已经没有奥秘可言，“我现在的研究方向是高新材料”。他刚刚研究出一种完全是瓷做成的炒菜锅具。

　　在市场化的资源供应体系外，景德镇还一直保留特殊的资源体系，“这也和官窑传统相关”。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所长占启安对我说，20世纪70年代生产“毛泽东用瓷”，开始是想用传统的高岭土原料，可是那时候好的原料已经很难找了，所里的专家们后来使用了滑石子，这不是一种传统的瓷土矿，因为资源稀少，而且开采难度大，更难的是，开采来的矿石还不一定都能用得上，“最后找了些年轻细心的姑娘，在一堆滑石子中挑选了一批最好的，个头均匀没有杂质，精加工后再进行烧制，那种材料也特别不好烧制，因为需要高温，所以窑也是特殊研制成功的”。结果烧制出来的“毛瓷”白里透青，像玉的质地，“现在很多地方都在烧所谓的‘毛瓷’，他们不知道，这是从原料到制作工艺的整体进步，不是说仿造就能仿造成功的”。这批瓷器也因此成为20世纪瓷器的代表作品。

　　不排外的景德镇原料系统，在占启安这里得到更充分的解释。他告诉我：“被称为苏麻里青元青花，当时不就是用的阿拉伯国家的钴原料吗？”20世纪30年代开始，从日本回国的几个矿物学者已经开始在景德镇研究如何提高成品率。“一个方向就是改良瓷土的配方，所以景德镇在原料来源上的态度极其开放。”

　　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在原料研究上一直有两个方向：一是如何把低档土改良，用以生产更多的合格日用品；二是开发出特殊的瓷器用土，用于一些特制品。“很早我们就已经把眼光放在景德镇之外了，只有引用新材料进入旧体系，景德镇才能对付资源减少问题。”

　　有意思的是，不同的作坊，都采用不同配方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彼此间并不流通。人称“老六”的过晓明早年也是做仿古陶瓷出身，他手中也有一个白胎瓷瓶，同样白中带青，但是和黄国军的那只有区别，似乎透明度更好。原来这是用他买断的一个滑石子的矿藏来制作的，并且请了专门的老工程师配制瓷土。“当时在江西一个小县城发现了这个矿，上海一个陶瓷作坊和我们一直在争夺这个矿，结果我不得不动用了当地关系，封存了这个矿坑，让上海人买不到这个矿的出产。”

　　这种争夺在景德镇并不多见，如果不是要做特殊的仿古瓷器，过晓明也犯不着不惜成本地投入，“刚开始我也不敢买断，谁都不知道这里的出产能不能做出好瓷器，要试验近半年，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所以那半年啊，过得很麻烦”。自己不能下决定，可还不能让别人买走。

　　在有了那么多年制瓷经验的过晓明看来，景德镇的原料枯竭不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键问题是，景德镇要不要生产低档陶瓷产品，“要是把好材料用在一些低级产品上，那就可惜了。因为1吨土你可能只做出价值5000元的产品，反过来，可能做出价值500万元的产品”。

　　作坊化的景德镇

　　即使在十大国营瓷厂尚未解体的阶段，景德镇就已经有无数人开始做自己的小作坊，过晓明就是其中之一，“因为在工厂工作的时候熟悉了各道工序，加上景德镇能随时请到想要的人员，所以很早就出来单干了”。景德镇当时流行出品薄胎瓷器，是外地瓷器工厂无法仿制的，“那个时代广东佛山、山东等地方就已经把我们的工程师请到他们那里去了，称之为技术援助，可是一时间还是仿制不了我们的精品”。

　　过晓明记得，他和景德镇一些瓷器公司的老总去参加20世纪90年代初广交会时的场景：“满屋子的香港瓷器贸易商看我们进去都集体起立，表示隆重欢迎，晚上还来我们的宾馆送旅游鞋，那是那时候最流行的东西，就是希望拿到货。”

　　小作坊的好处是转变快，过晓明就做各种类型的瓷器，薄胎、茶具、仿古都做过，“有钱的时候，就去酒店乱挥霍，包一层楼面，把能叫到的朋友都叫来玩”。

　　不过，过晓明那个时代就已经发现了景德镇的危机，“国营企业和景德镇的小作坊都靠技术吃饭，所以对利润薄的大订单非常不敏感”。在广交会的时候，有外商来找他，希望他能做一批瓷器，但是利润不高。“每打是5美元，我在房间算了一下，觉得不划算。正在这时候，一个潮州的瓷器工厂老板来找我，听说那种利润我不愿意做，他大吃一惊，我记得他眼睛一下子就放出光来。原来在潮州，一打只有几美分的利润他们都做，他们做低温陶瓷，生产上很早就注重工业化流程，两三天就能倒出一个模型，从开模到出品只要两三天。”

　　与此相反，景德镇的体系是前工业化状态的，“我们也有流水线，这流水线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比如说制坯完了是修坯，修完了是立坯，立完了画画、勾边，一道道工序紧密相连，每道工序都讲究完美——这正和大工业生产所要求的机械、简单、快速相反。所以，景德镇的十大瓷厂最终无法竞争过山东、广东等地的瓷器工厂而倒闭，在过晓明看来是理所当然，“除去众所周知的交通、配套、观念等原因，我觉得技术上的自由化体系才是真原因”。

　　这种缓慢发展一直持续到今天，曹谱所开设的千年汉窑就是一个好例子，他本来也是国营瓷厂的工人。“在雕塑瓷厂上班，工厂还没倒闭我们就自己出来干了，先是生产薄胎瓷器，后来做过一阵茶具。景德镇的技术工人们，包括我，技术都很细腻，求生意识也很强，市场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他告诉我。

　　2002年，曹谱开始做陈设瓷器，包括巨大的碗，结果一个美国商人找到他，“要我在碗里面开个洞，做专门的洗面盆”。他想了想，为什么不做，这么简单。可是，做了他才知道，“要把生产传统瓷器的作坊转换为生产工业品的车间，太难了”。对方没有给他们提供样品，让他们自己出花样，“我们把景德镇各种传统技术都用在面盆上，青花、粉彩，包括一些特殊的工艺方法，可是立刻发现，大规模化非常难，先是坯不能保证完全一致，很多坯在晒干、绘画、烧制的过程中就损失了”。

　　现在他的院落里放置着大量废弃的面盆，“佛山那边我也去过，他们生产的陶瓷洁具是浇铸的，形状简单，颜色也简单，这种简单就是他们制胜的武器，人家可以大规模流水线生产”。尽管他生产的面盆硬度高，手工味道浓厚，花样也复杂，“可是你完全竞争不过那些大工厂”。

　　他接到过景德镇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洗面盆的订单，“300个，6个花色”。可是，刚接订单他就被迫向对方说明，这些物品不可能“像工厂生产的一样，因为我们是手工拉坯，即使坯一样，烧制出来的釉色还是有差别，最多我能在各个产品中做到80%左右的相似度”。

　　这种制作方式，使曹谱的工厂尽管在景德镇算大的，可是和广东的工厂比起来就很“小巫”，做了几年后，他和广东佛山的几大陶瓷制品商结成了贸易伙伴关系，“他们定期从我这里定产品，但是这些产品不用来销售，而是装饰他们的展厅或者送到地产商那里装饰样板房，最多的量也就是三五十个”。

　　佛山的购买者和曹谱说得都很明白：“你就帮我做精细样品，反正你们的规模也加工不了大订单。”

　　也有人说要给曹谱投资，看中了他们的产品设计能力，也看中了他们产品的高质量，还鼓励他去佛山办个门面，和那边的大工厂竞争。“我当时就拒绝了，做手工产品的人都没有那豪情，我觉得那样做风险太大。”按照他的生产规模，一年做到5000个就已经够工厂运转了。曹谱说自己是个没野心的人。

　　另外，从技术手段而言，个性化的东西，从设计到最后出产品，至少要半年周期，“这在广东那边是无法想象的”。那边的老板告诉曹谱，他们的工业化大宗产品，不可能有那么长的研发时间，而且，研发出来的东西如果不能大规模生产，也是白费，所以，“还是那个结论，你们景德镇还是依附我们生存算了”。

　　于是，曹谱的工厂近些年来一直作为佛山的大建材商的精品车间而存在，这个车间保留了一切景德镇作坊的特征：核心技术人员都是亲戚，防止人员流走；不对外开放，防止别人来窃取设计；产品极其复杂，基本上一个品类的东西只有几十件。

　　不过在多数景德镇人眼中，这种小作坊在景德镇的兴旺，倒也是件好事。过晓明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专门制作高仿瓷的作坊的老板，他的高仿作品不少被买去收藏，也被造假高手买回去加工，当真古董销售。“在北京的潘家园转一圈，就能发现不少我们作坊的作品。”在他看来，景德镇现在正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手工业瓷器中心，“产值可能偏低，可是，就算再怎么全球化，有这么一个特殊的存在也不是坏事”。

　　说起自己刚去过台湾“故宫博物院”，他旁若无人地对着那里面的瓷器作品鞠躬，他真诚地告诉我们：“为什么许多人做瓷器一辈子都在模仿，不是因为自己没创造能力，而是因为光是那些模仿，就已经值得耗尽一生的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