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劝胡适出来竞选总统

　　而最令蒋介石头痛的是总统、副总统选举问题。本来，以蒋介石的权威地位，没有人能和他竞争总统的职位。所以，行宪国民大会准备召开的时候，国民党内桂系领袖李宗仁就决定竞选副总统，并且劝胡适出面竞选总统，以体现民主政治的竞选法则。但胡适度德量力，没有同意。

　　蒋介石以圣贤自居，深感部下没有人才：“审阅战报，只见西安、济南各处主持之恐慌无主，甚叹今日求一李鸿章、胡林翼、骆秉章之流而不可得也，文武干部必须皆有哲学与修养基础，能以圣贤自期而以英雄之魄力以实现其圣贤之宗旨，方能担当危局，不惧艰难，然而今日竟无一人，奈何！”(3月25日日记)因而事事都要亲自操劳，十分忙碌，也十分辛苦，对国民大会事前本没有什么准备。直到召开之后，才开始考虑总统选举问题。“研究推胡适任总统之得失与国家之利害，革命之成效，皆作彻底之考虑，乃下决心。”(3月31日日记)

　　国民大会开幕后一天，即3月30日，他派王世杰去劝胡适竞选总统。因为现行宪法采用了责任内阁制，蒋表示自己当出任行政院长，请胡适出任总统。当天胡适向王世杰答应了蒋的要求，但到4月1日他又反悔了。

　　蒋介石一方面做胡适的工作，一方面做桂系的工作。他于4月2日“约健生(白崇禧)来谈军人不竞选，以垂范于后世，勿蹈民初之覆辙，并示以余不任总统之决心。属其转劝德邻(李宗仁)勿再竞选副总统为要”。

　　4月3日晚蒋又约见李宗仁劝其停止竞选副总统，“明示其余本人亦不竞选总统之意。”但遭到拒绝：“彼乃现丑陋之态，始尚温顺，继乃露其愚拙执拗之悖语，反党反政府之词句几乎一如李济深、冯玉祥之叛徒无异，甚至以国大提名、让党非法之罪加之于余之意，及不惜分裂本党相恫吓。”

　　同晚，蒋介石亲自与胡适商谈，据胡适说：“蒋先生的态度如此诚恳，我很感动，于是我说，‘让蒋先生决定吧’。我这个人，可以当皇帝，但不能当宰相。现在这部宪法里，实权是在行政院——我可以当无为的总统，不能当有为的行政院长。”

　　国民党中常委仍推蒋介石任总统

　　第二天，蒋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向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提出讨论，但中委们根本未加考虑，仍拥护蒋介石竞选总统。4月5日，蒋在全会上表示：“余再作结论，并警告全会，如全会不能贯彻余之主张，则剿匪不能成功，而本党且将于二年内蹈袭民国二年整个失败之悲运矣。”

　　中常委们认为，如果蒋介石不担任总统职务，将影响前方将领的士气，故仍决定蒋介石出任总统，但为了解决与宪法体制的矛盾，决定提出《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赋予总统以紧急处分的特权，交国民大会通过，仍然维持蒋介石的独裁权威地位。蒋的警告也不幸而言中，国民党于行宪后的二年内整个失败，退守台湾。

　　蒋介石在这里多次提到民初失败的经验。但是，我们没有完全读懂他的逻辑。对于国民党来说，民初的经验教训，主要是两点，一是同盟会(国民党的前身)内一些人逼迫孙中山让权给袁世凯，一是宋教仁主张责任内阁制与和平的议会运动，并为此将革命的同盟会改组为议会运动的国民党(不是后来的中国国民党)，导致革命失败。所以，戴季陶说，宋教仁是国民党第一罪人，而胡汉民也批评宋教仁是中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派的毒。蒋介石和国民党党部人员坚持实行训政，实行总统集权的制度。

　　袁世凯也曾对议会制深恶痛绝

　　其实，不仅国民党因为失败而怨恨民初的议会制，袁世凯对这个西方来的制度也深恶痛绝。他在1913年10月6日强迫国会在制定宪法以前就选举他为正式总统后，曾强烈批评民初政治制度。

　　1913年12月15日袁世凯遴选了一批政客组成政治会议，他在开会训词中批评民初政制说：“名曰平等，实以少数人压制多数，名曰自由，实以少数人侵略多数，名曰共和，实以少数牺牲大多数之生命财产者也。”他强调：“国力之强否，视其内政外交之若何，而内政外交之善否，又视其政府之强固与否，而国体之为君主、为民主不与焉。”

　　袁世凯于1914年3月18日又召集约法会议，制定《中华民国约法》以取代采用责任内阁制的临时约法。袁世凯在会上强烈抨击了临时约法：“其内容规定，束缚政府，使对于内政外交及紧急事变，几无发展伸缩之余地，本大总统证以种种往事之经验，身受其苦痛，且间接而使四万万同胞无不身受其苦痛者，盖两载于兹矣。”约法会议认为，现在中国绝对不适合实行议会政治，民国的根本大法不能不向先进的共和国家学习，但不能削足适履。约法会议咨复大总统文，为总统集权制的约法陈述理由：“夫国家处开创之时，当多难之际，与其以挽救之责，委之于人民，委之于议会，其收效缓而难，不如得一强有力之政府，以挽回之，其收效速而易，所谓易则易知，简则易从也。况人民政治知识尚在幼稚时代，欲其运用议会政治，窃恐转致乱亡，此以现在时势及风俗习惯证之，而知其应含一特性者也。本会议基此理论，勒为成文，以统治权之不可分割也，于是设总揽机关，以议会政治之万不宜于今日之中国也，于是以总揽统治权属之于国家元首，以重大总统之权。”

　　时隔三十多年，本来敌对的双方，政治观念竟然趋于一致。

　　陈立夫“一生最大的错误”

　　1948年的行宪国民大会上，与总统竞选波澜不惊相比，副总统的竞选非常激烈，尤其是在李宗仁和孙科之间，引起了激烈的矛盾和冲突，而且，无论当选和落选者都对蒋在竞选过程中的一些小动作表示不满，加深了国民党的派系分歧。

　　国民党的组织部长陈立夫后来反省说：“我非常后悔，我不坚持改为遴选，是一生最大的错误，我违反了民主的原则，而要求同志们谦让，是一件不合人情的作法，其影响之大，我应该负责的。这个时候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有很多代表对中央很不满意，本来他们不会去帮助李宗仁的，那时对中央不满的都去帮助他了。中央不希望李宗仁被选出来，大家偏要把他选出来，这一下意气用事出了毛病。我们大陆的丢失，这件事具有直接间接的影响。”(《成败之鉴》)。

　　蒋介石的反省

　　蒋介石对这次行宪，也深感后悔。他在4月24日的日记中反省道：“本党组织低落，纪律废弛，既无统御党员把握，又在此匪乱民困，人心动荡，社会不安之时，尤其是本党竞选副总统之党员不守党的纪律，早已明了，即不应召集如此三千人之国民大会也。”

　　5月20日蒋介石就任总统职位，但他没有一点好心情：“今日为余就总统职之日，心绪愁郁，精神沉闷，似乎到处都是黑暗，悲伤凄惨未有如今日之甚，每念国家前途，人民苦痛以及革命责任，惶惑不能自解，当选以来，无时不作辞退之想，而今日就职更切辞职之念矣。……党员之跋扈枭张，只顾争权夺利而不能存有革命历史与民族利益之存在也。党纪扫地，党性荡然，如何能维持现局，战胜共匪，无奈只有决心辞职下野之一途而已。”

　　9月17日，因为立法院中的纷争，他总结说：“令人苦闷烦恼，此皆自讨苦痛，未至民主程度而硬行民主，而且党员应此民主口号，不知自爱自重，竟如脱缰之马，一发而不可收拾矣。”

　　现代的读者当然不可能无条件地接受袁世凯和蒋介石对共和民主制的“批判”，对于袁世凯和蒋介石的上述言论以及上述历史事件自然会有不同的解读。专业历史工作者也不应该妄想得出惟一正确的结论。但我们可以指出，近代中国关于民主、自由的呐喊是肤浅的，现代化的转型，需要社会的广泛深耕，不能单纯指望某一历史人物的魄力和善心。默默无闻的耕耘，较之肤浅的呐喊，也自有其存在的价值。这是我们真正需要反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