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海外贸易的刺激，清朝康熙时期，江浙闽粤沿海地区商品经济发展十分活跃，手工业、商业和农业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所以，东南沿海地区与全国主体部分经济结构的龃龉便在所难免，因而，禁海与开海的争论，也是这种差异的必然产物。

　　文/国家历史记者  刘永峰

　　康熙十九年(1680年)，在平定南方三藩之乱的同时，清军趁机收复了厦门、金门两地。南明郑氏武装集团虽退守台湾，继续抵抗，但其势已成强弩之末，而之前，控制福建、广东两省的藩王耿精忠、尚之信也相继降清，东南沿海局势终获好转。

　　与之同时，我们在清廷的政府行为中，也看到了一些新意。比如，该年稍早些时候，福建省有33人因越禁出洋伏法，三法司按例判决罪当斩首，但这时康熙却并未循例批准，他说：“海上机宜，正在筹划，倘金门、厦门既下，则此辈又当另议。”而更早时候，在距台湾较远的盛京、直隶、山东沿海一带已经准许沿海居民捕鱼、煮盐，清廷还命令当地官员查报船户、以防匿税。虽然闽浙一带海禁依然未开，但我们也看到，自顺治年间开始的不准“片帆入海”的禁令，至此总算出现了松动的迹象。

　　于是，福建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提督万正色等地方官员以沿海要地均已设防为由，先后奏请废除闽浙一带海禁。康熙皇帝也曾不止一次地表示“船只出海，有裨民生”，但这时，康熙皇帝思虑再三，后依坚持“海禁未可骤开”。一年后，又有荷兰国使团请于福建地方“不时互市”，而“部议不允”。那么为何康熙竟如此“优柔寡断”呢？

　　其实，无论怎样考寻史籍记录，我们都很难将康熙皇帝与迟疑、保守的印象联系起来。继位十数年以来，当他循序渐进地挥洒着自己雄才大略的同时，之所以又对沿海督抚大臣一次次奏请开海的要求予以回绝，无非是考虑到海外反清势力，尤其是郑氏残余力量尚未肃清、朝基未固，而这也正是清初禁海令的根源。

　　海禁

　　郑成功的兵力最强盛时，曾“聚集二十七万人”，“舳舻千艘，战将百员。”要维持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仅仅依靠台湾、厦门几个岛屿是远远不够的，郑成功通过发展海外贸易、营造海舶大舰往来东西两洋经营商业，从而保障了部队给养，为抵抗清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支持。正如当时史料所记载：“(郑)成功以海外弹丸地，养兵十余万，甲胄戈矢罔不坚利，战舰以数千计，又交通内地，徧买人心，而财用不匮者，以有通洋之利也。”

　　长期以来，清军对郑氏集团始终奈何不得，但又“芒刺在背，不能不拔”。于是顺治十二年(1655年)六月，清廷采纳闽浙总督屯泰的建议：“严禁沿海省份，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置重典。”

　　清初海禁从此开始，此间，官民如有将违禁货物“出洋贩卖番国，并潜通海贼(郑成功)”者，“皆交刑部治罪”。又第二年，清廷正式下达“禁海令”，顺治帝说：“海逆郑成功等窜伏海隅，至今尚未剿灭，必有奸人暗通线索，贪图便利，贸易往来，资以粮物。若不立法严禁，海氛何由廓清？”为此，清廷谕令沿海各督抚，“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有将一切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贸易者，……不论官民，俱行奏闻正法。”“沿海地方大小船只及可泊船舟之处，严敕防守”，“或筑土坝，或树木栅，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口”。

　　这些禁令固然严厉，但依然不能完全断绝郑氏反清势力同内地的联系，比如，郑成功海船上所用的钉、铁、麻、油、硝，粮、布等必需品，就是多由沿海居民，“阑出贸易，交通接济”。于是，清政府进一步实行了更为严酷的迁海政策，敕令山东、江、浙、闽、粤沿海居民尽徙入内地。按照当初的设想，“寸板不许下水”，“货物不许越界”，“如此半载，海贼船只无可修葺，自然朽烂，贼众许多，粮草不继，自然瓦解”。当时福建漳州的一位知府曾以“婴儿绝乳”这样形象的比喻来想象着“迁界”对于郑氏武装力量的打击。

　　而当时严重的社会人口压力，则是海上贸易兴盛背后的又一驱动力量。中国人口的数量在清初康乾之际突然如爆炸一般激增，在江南，尤其是沿海一带，耕地的承载能力已经饱和，传统的农业文明中，经济发展已近极限。而人民生齿日繁，社会发展不得不另辟途径，以缓和人口、土地及生存空间日益紧张的矛盾。

　　论争

　　然而，禁海令在削弱郑成功反清势力方面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郑氏集团反而凭着海上贸易的支撑，坚持抵抗了几十年之久。同时，积年累月的禁海、迁界却使得沿海居民深受其害，而海疆未靖，统治者认为更不宜开禁。这样，原本作为一项临时作战措施的海禁，就在如此尴尬的局面中延续下来。

　　但是，禁海、迁界对于沿海一带社会经济的打击实在惨重，所以，禁海、迁界几乎刚一开始，就受到了沿海各省官民的激烈反对。最先提出不同意见的是湖广道御使李之芳，他上疏列举了八条反对意见，认为“自古养兵原以卫疆土，未闻弃疆土以避贼”，禁海、迁界之后，郑成功尚可以与东西洋各国贸易，不但断其接济的目的不能实现，反而将贻祸国计民生。

　　又顺治十八年(1661年)五月，尚可喜奉旨与两广总督李棲凤勘海后，见到流民颠沛失所，便上疏为迁民请命，说：“粤东沿海二千余里生灵数百万，室庐在是，产业在是，祖宗坟墓在是，一旦迁移，流离失业，深可悯痛，哀请宸恩。”而即便是禁海政策的倡行者、任职福建总督多年的李率泰，在临终之前，也遗书请求展界。

　　这些不满的声音，很大程度上是沿海各省利益受到重创后的本能反应。本来鱼盐之业、通海贸易乃江浙闽粤诸省主要的课税对象，“禁海”、“迁界”无疑是断其财源。正如李之芳所说：江、浙、闽、粤地区以鱼盐为富强之资，片板不许下海，是自弃鱼盐之利，而断绝海外贸易，等于抛舍东西洋船饷数万。

　　然而，这还不是地方反对海禁的全部动机所在。江浙闽粤沿海一带，地广人稠，16世纪以来人多地少的矛盾愈发激化，这激发出更多依靠海洋营生的经济形态。因而，传统的海外贸易发展的同时，也会滋生出一些以海上贸易为核心的利益集团。

　　这些利益集团又往往与某些政治势力有密切联系，他们让度可观的利润来维系合作关系，贸易活动便会得到官方的庇护。还有的政府官员，本身就利用职权偷偷做着海上走私的活动，如清初平南王尚可喜父子雄踞广东30年，在禁海期间，以武力为掩护的出洋贸易，悬挂着尚藩号旗的商船横行粤海，垄断了巨大利益。所以，禁海不仅是于民生不利，朝中人表达不满的声音，也更多是因为他们所代表的海商大贾们的利益受到侵犯。

　　由于海外贸易的刺激，江浙闽粤沿海地区商品经济发展十分活跃，手工业、商业和农业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所以，东南沿海地区与全国主体部分经济结构的龃龉便在所难免，因而，禁海与开海的争论，也是这种差异的必然产物。

　　开海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是年六月，施琅将军率领清军攻克澎湖，七月，郑克塽、刘国轩率部归降，至此，满清终于平定台湾，海外反清势力基本荡尽。

　　据《清末通商始末》记载，这时荷兰以协助清军围剿郑氏集团有功，向康熙皇帝提出，请求通市贸易，终于获得康熙应允。“而大西洋诸国因荷兰得请，于是，凡明以前未通中国勤贸易而操海舶为生涯者，皆争趋疆臣，因请开海禁。”

　　其实，开海又何尝不是江浙闽粤沿海地区一直以来的愿望呢？就在“台湾降附，海贼荡平”之后，福建总督姚启圣、两广总督吴兴祚等地方大臣恳请开海展界的奏折，再次如雪片般飞向康熙皇帝的案头。

　　对于沿海各省积极请求开海的热情，康熙也理解。他说：“百姓乐于沿海居住，原因海上可以贸易捕鱼”，“令海洋贸易，实有益于民生”。若此二省民用充阜财货流通，各省俱有裨益。且出海贸易非贫民所能，富商大贾懋迁有无，薄征其税，不致累民，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里省份转输协济之劳。腹里省份钱粮有余，小民又获安养……”

　　况且开海贸易对于大清国的经济命脉还有更为深远的意义。明清以来，白银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白银来源一为开矿生产，二为番舶之银，而中国又是银矿比较贫乏的国家，“砾矿之开，事繁而难成，工费而不可必”。所以曾历任江宁、湖广巡抚的慕天颜在《请开海禁疏》中不无忧虑地指出：“……自迁海既严，而片帆不许出洋，生银之两途并绝，则今直省之所流转者，止有现在之银两，凡官司所支计，商贾所贸市，人民所恃以变通，总不出此，而且消耗者去其一，湮没者去其一，埋藏制造者又去其一，银日用而日亏……”因此惟有“番舶之往来，以吾岁出之货，易其岁入之财”，大力吸引国外白银，才能有稳定的财政经济环境，才是民富国强的正确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