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此时康熙皇帝的态度已渐渐明确。在各省督抚奏请之后，康熙随即所出展界的决议，为准备进一步开海，1683年年底，他又派遣吏部侍郎杜臻、内阁学士席柱前往福建、广州沿海主持展界事宜。

　　第二年七月，杜臻、席柱回京复命，当时君臣之间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首先内阁学士席柱冠冕堂皇地禀奏说各省居民群集跪迎，赖皇上威德得以削平寇盗，皆感谢皇恩云云。康熙则说沿海居民以捕鱼贸易营生，你们明明知道，之前为何不准开海？康熙分明是为之前自己实行海禁推卸责任，为开海找一个台阶。席柱回奏说：“自明季以来，原未曾开，故议不准行。”这话并未说到皇帝心坎里，康熙只得自己说来：“先因海寇，故海禁不开为是，今海氛廓清，更何所待？”又说：“向虽严海禁，其私自贸易者何尝断绝。凡议海上贸易不行者，皆总督、巡抚自图射利故也。”显然，康熙主意已决。

　　于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继开江浙闽粤海禁之后，又正式下令开海贸易，以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个城市为对外通商港口，允许外国商船前来互市贸易，并于四地设置海关，管理来往商船，征收关税。

　　尽管海禁关系到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到全国财政的稳定，但是在康熙皇帝最后的几年里，禁南洋的诰令还是得到了坚定的执行。在史籍中，再出现较有影响的反对禁南洋的声音，已是康熙驾崩之后几年了。

　　海商？海贼？

　　开海以后，海外贸易便急剧发展起来，由于有利可图，沿海居民出海贸易之人也大大增加。《福建通志》中这样记载当时海上贸易的图景：“商船交于四省，徧于占城、暹罗、真腊、满剌加、渤泥、荷兰、吕宋、日本……诸国”，可谓“极一时之盛矣”。

　　海上贸易的繁荣，更直接的表现还在于一些大海商的应运崛起。张元隆，便是康熙年间江浙沿海的集行商船主为一身的大商人，史料记载：“(张)声名甚著，家拥厚资，东西两洋，南北各省，倾财结纳……党援甚众。”到康熙四十九年时，张元隆已经拥有洋船数十只，不仅如此，他还“立意要造洋船百艘”，大有开展全球贸易的宏图大志。在康乾盛世的年代里，所谓“市舶骈集”、“扣关受廛”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而当时严重的社会人口压力，则是海上贸易兴盛背后的又一驱动力量。此时，将国家经济发展新的突破口与解决人口生存压力问题的出路转移到海洋上，自然是缓解危机的好办法。

　　然而，在海洋贸易为国家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的同时，随之出现的另一些情况，却让满清王朝再次绷紧了神经。比如，在巨额利益的诱使下，沿海商民将违禁物资载船出洋贸易的事例屡见不鲜，其中载米出海私卖是较为头疼的问题。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都察院左副都御使劳之辨奏报说：“江浙米贵，皆由内地之米为奸商贩往外洋之故。请严申海禁暂撤海关。”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江苏巡抚张伯行也密奏“内地之米下海者甚多”、 “将苏州米粮卖去”等情况，并认为“海中有贼”。他所指，即是大海商张元隆贿赂两江总督，以战舰私贩米谷及“假冒名籍”私贩海上经年不归等事。

　　况且，在清人意识里，传统的对经商之人的偏见依然强烈。如清初内阁学士陆义山就说：“凡人之有恒产与恒业者，守坟墓，乐廛肆，有田者供租税，有丁者供力役，皆良民也。”而逐末从事商贩的人，不辞艰险，奔波南北，以求余利，“此其人必素行无赖”，“必嗜利忘祸贪狠而不仁”。礼部尚书赖都则将海贼多的原因归结为“贸易船多之故”，他说，出洋贸易得利者照常贸易，“若失利断不安分回来，偶遇力薄船只，即行掳掠财物、至伤人命……”

　　此外，海商不顾禁令与外国人私相往来，商民滞留海外不归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凡此种种，遂使得朝中不少人士渐渐认为“贸易外洋者多系不安本分之人”。

　　禁南洋

　　开海之后，迫于东南沿海一带生存压力的增大，出海贸易、垦荒、游历的人群越来越多。沿海居民与海外交往日益频繁，而在南洋生活、经商的华人群体不断壮大，这引起了满清政府恐慌。

　　他们担心这些人如当年郑成功一样，在海外建立抗清基地，聚集反清队伍。施琅很早便在《论开海禁疏》中表示了这种忧虑：“数省内地，积年贫穷，游手奸宄，实繁有徒，乘此开海，公行出入，恐至海外，诱结党类，续毒酿祸。”

　　于是，康熙五十六年(1716年)，清廷再次下令各省商船禁止前往南洋贸易，严防定居南洋的华人返回国内。已到晚年的康熙皇帝，在禁海上谕中说：“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海外有吕宋、噶喇吧等处常留汉人，自明代以来有之，此即海贼之薮也”。

　　不难理解，一个少数民族皇帝统治汉人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其内心深处始终无法消释猜忌与防范的心理。何况当时，西北喀尔喀蒙古准噶尔部正准备入侵西藏，战事迫在眉睫，而几乎同时，康熙与罗马教廷关系也极度紧张，因而保持沿海安定，隔断内地与海外的联系，防止汉人联合南洋以及“西洋”的外来势力颠覆清朝统治，也算是稳定政权的谨慎之举。

　　联想到之前禁海迁界中的曲折往复，可以发现，康熙皇帝在决定禁海还是开海时，依据的原则首先为帝国的长治久安，然后是全国财政经济的稳定及沿海地区的社会稳定。所以当海氛不很廓清时，则禁海防盗，而当沿海安定后，则有限制地开海，但也要设立海关管理贸易，不得让地方督抚“自图射利”。

　　尽管海禁关系到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到全国财政的稳定，但是在康熙皇帝最后的几年里，禁南洋的诰令还是得到了坚定的执行。在史籍中，再出现较有影响的反对禁南洋的声音，已是康熙驾崩之后几年了。

　　余音

　　尽管康熙逝世之后，禁止南洋贸易的诰令一度形同虚设，但就这时的朝廷官员而言，与清初海禁时的积极争论相比，已经沉默了许多。这或许是康熙皇帝太过英明而带来的消极影响。

　　在经过清初一而再、再而三的海禁之后，清朝的地方官员们也慢慢明白朝廷政策决议的关窍。政治第一，还是经济为先，其主次顺序，经过清廷不懈地控制士人思想的努力后，大多数在仕途磨练过的官员，也都把握得准。如果说这在清朝前期还不明显的话，那么当国家意识形态趋于统一之后，康熙皇帝在开海与禁海问题上的思考模式，则继续影响到雍正、乾隆及其朝中的官员，甚至更远。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有一件让人稍感困惑的事情，很能体现地方官员们对通洋贸易的态度之变。因打算在江浙开埠，乾隆调杨应琚任闽浙总督，对浙江通商情况进行考察。在报给乾隆的奏折里，竟全然不见杨应琚恳请本省开埠的言辞，反而以粤民生计及两省海防为由，力陈浙江通商的弊害，最后“再四筹度，不便听其两省贸易”。

　　我们看到，因海关直属中央后，地方不但无利可图，一旦开埠还要费心海防，所以至此地方开海贸易的冲动也没有了。

　　(参考资料：王宏斌，《清代前期海防思想与制度》，韦奇远，《论康熙时期从海禁到开海政策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9年3期，李金明，《清康熙时期开海与禁海的目的初探》，《南海问题研究》，1992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