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清陆军部练兵处来说，1907年的夏天忙碌而激情。提调姚锡光和他的一帮同仁们，奉命拟制海军规划。他对重建海军的美好愿景，还有未来大清的制海权思想，均在这里得到了体现。在蹉跎了太多机遇之后，从海防到海权，中国人的海洋意识逐渐走入了现代。

　　文/国家历史主笔

　　庄秋水

　　对大清陆军部练兵处来说，1907年的夏天忙碌而激情。提调姚锡光和他的一帮同仁们，奉命拟制海军规划。经过一番努力，最后姚锡光拿出了急就、分年两套方案。他对重建海军的美好愿景，还有未来大清的制海权思想，均在这里得到了体现。

　　他拟定了《拟就现有兵轮暂编经制舰队说帖》、《拟兴办海军经费五千万两作十年计划说帖》、《拟兴办海军经费一万二千万两作十二年计划说帖》三个说贴，建议将现有的舰艇编成两支统一的巡洋、巡江舰队，由海军提督一员，统领两支舰队，根据各国海军舰长一般都官至上校的惯例，建议以参将为管带的最高品秩。

　　不止于此。在姚锡光的海军复兴规划里，海权思想充盈其中。他认为，如果没有海权，不但远洋无法控制，近海权益也难以保全。在《筹海军刍议》里他提醒清政府，“夫天下安有不能外战而能守内者哉！”

　　是以在他所制订的两个分年规划中，他将中国海军装备建设重点集中在具有巨大远洋作战能力的远洋战舰上。

　　这三份说帖，凝聚了这位前李鸿章幕僚对海洋的最新认识，也吸取了整个1900年代风行中国的马汉《海权论》的思想因子。在历经海疆惨遭侵犯，海军完全被摧毁的惨痛之后，中国人对海洋的观念终于开始了艰难的蜕变。

　　华夏中心主义解体

　　1905年，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而海军复兴问题在此过程中被提上了日程，“现时局日艰，海权日重，欲谋自强之用

　　，非振兴海军，无以外固洋面，内卫各省”，政务处1906年的一份奏章里，明确出现了“海权”一词。而海军处也于1907年建立了。

　　甲午战败不过十余年时间，中国人对海洋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一方面是受世界海权潮流的影响，一方面则是大清的政府特质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六年前的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之后，慈禧太后携光绪帝西逃到西安。也就是在这一年年末，帝国的高级官员们奉命上书陈述举凡行政、军事、财政和教育等方面的改革意见。清政府改革的目标，不再只是“船坚炮利”，涉及到了制度层面的某些东西。经太后同意，皇帝发布上谕，命令高级官员们在三纲五常的前提下，“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方面，“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政府特别创立政务处，处理这些改革建议。

　　海军复兴规划就是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进行，不管愿意与否，为了继续维护统治，除了改革，政府已经别无选择余地，尤其是日俄战争以后，改革的活动加速进行了。这个政府的眼界和认识已经和甲午战前不可同日而语。

　　在甲午战败以前，中国并没有民族主义国家的概念。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识，是一种“文化的天下观”。这个认识由诸夏及蛮夷，这个中心-边缘的世界图式组成。以中国为中心，按照道德中心论的视角，中国是礼仪之邦，是天朝上国，在她的周围，是道德文化低下的“夷”，再外面是未开化的“蛮”，诗书礼乐的华夏文化可以无限扩张。世界环绕在以中国为中心的道德等级秩序中。由此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视作是各国向中国君主纳贡的朝贡关系。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庚子事变一系列的沉重打击之后，长久以来的文化优越感荡然无存。“泰西诸国之相逼，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囊代四夷之交侵，以强兵相陵而已，未有治法文学之事也。今泰西诸国，以治法相竞，此诚从古诸夷之所无也。”在给清帝的上书中，康有为从一开始就看到西方扩张的危险不仅仅是在军事和政治领域，在“治法文学”的文教传统，中国的优势也不复存在。

　　而那位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的留学生严复则翻译了《天演论》，把社会进化论的竞争进化观引入了刚刚重挫的中国，大声疾呼中国已面临劣汰的危境。世界格局下的中国所面临的危机，把这一时期的中国人的国家意识推向了高峰。通过文化的深层变革造就一个新国家的意向呼之欲出。

　　世界格局认知的变化，加上甲午战争引发的印刷媒介的广泛传播，中国人有了足够的动力和知识资源来突破传统的世界图式。姚锡光们的出现，正是古老中国迈向近代化进程中的一大步。

　　在15世纪之前，北部的对抗一直都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国防事业，东南部的海岸线，在封闭和保守的当政者眼中，不堪大用，甚至会带来一定的麻烦，朱元璋干脆施行了“海禁”政策。

　　海防：近代化的启动

　　传统上，中国是一个陆权国家。中国的地理有两大特点：一是以黄河流域中下游为发祥地的华夏文化，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中华文化的核心地带，它的北边是难以逾越的蒙古戈壁；西北则是漫漫黄沙的西域边地，除了逃亡者和商人，少有人去；西南是世界上最险峻的青藏高原，东边则是浩翰大洋，茫无际涯。

　　农耕时代的中国人，对此充满了无力感。一是华夏内部腹地开阔，北方一有战乱和自然灾害，可以南迁，反之亦然。特定的地理环境，逐渐形成了一种内向的、求稳定的文化类型。几千年来，中原地区始终把全部的注意力投注到广袤纵深的蒙古高原。整个古代史，就是汉人政权抵抗北下的外族铁骑，为此不惜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修建高大坚固的城墙，绵延万里的长城，中原人必须保护自己不受游牧民族的侵扰。

　　封闭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抵御北方蛮族劫掠的想法，深深影响着民族性格。个体无限依赖于整个族群，这种凝聚力的另一面则是无限挤压人民，推向一个权力核心。有上千年的历史作时间坐标，朝代的兴替，兴衰的往复，似乎像四季的更替一般平常。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一样具有如此深刻的历史感，和独特的、听天由命的个体无力感。

　　“各部落以及各个时期的游牧民族不断征服中国，爬上皇帝的宝座，像统治自己领地一样几百年几百年地统治这个国家。历史的命运虽然奇怪，但却无可置疑……”1907年来到中国的俄国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感叹，“即使在异族的统治之下，中国的内部生活始终遵循了自己的传统。文化的中国容忍了侵略者政权，就像俘虏忍受匪徒的统治一样。感受到宽容姑息的变节者当然会依照统治者的精神行事，但对中国文人内心的坚定信念束手无策。中国人视眼前发生的一切为灾难，即使他本人不能获得解脱，其后代也一定能达到目的。”

　　在15世纪之前，北部的对抗一直都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国防事业，东南部的海岸线，在封闭和保守的当政者眼中，不堪大用，甚至会带来一定的麻烦，朱元璋干脆施行了“海禁”政策。

　　传统的农耕社会和贸易上的朝贡体系，曾经稳定了对外关系，尽可能避免了军事冲突。清代自康、雍、乾三朝，东征西讨，周边地区皆被征服，除日本外的东亚诸国也纷纷入贡。海洋方面，只有郑成功曾占据台澎一度对峙，并未遭遇到强大的挑战。清代的水师，仅仅用来巡防捕盗，维持秩序。直至19世纪，来自西方的陌生人大规模闯入了中国的朝贡贸易圈。这一次，太平洋的海水，载着西方列强的军舰呼啸而来。这一次，来自海洋的危险，不像过去从北方冲决而下的游牧民族，可以再一次被华夏文化所同化了。

　　此时的世界，已经是一个海洋的世界。而此时的中国，“天朝的统治者们对它却还是茫然无知，他们根本不晓得自己版图以及它的边缘上一些属国以外的世界，”(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三载，英国人以区区一万人左右，对阵清朝二十多万的陆军和几万水师，蒸汽机推动的战舰兵锋所及，攻城掠地，沿海各地无力自卫。英国人先进的技术设备震动了清朝的官员们，给皇帝报告中，英国人的火焰船(蒸汽动力船)有如神迹：“火乘风起，烟气上熏，轮盘即激水自转，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

　　堂堂天朝，为数万里之外的蛮夷所败，一批有头脑的士大夫们意识到了中国海防所潜伏的危机。也正是以此为背景，林则徐在新疆，魏源在江苏，或书信，或著述，都提及海防的重要性，特别是魏源，不但主张尽快延请美法的工程师和西洋技工主持设立造船厂和制炮局，构建现代水师，还提出鼓励和资助南洋华人，控制南海，作为大清万里海疆的第一道屏障。而这些主张不是被置之不理，就是在每一次受到重创之后，得以少许实行。

　　而这一次，姚锡光比之前人想得更远，看得更深，他提到，过去往往重视陆军而忽视海军，而当今世界大潮，海陆互为表里，没有海防，则陆上防御亦成空言，“苟无海军控制，则海权尽失，将陆军亦运调不灵。”不仅仅要近海防御，还需要建立相应的远洋控制能力，这样才能御敌于国门之外。在历经了种种痛彻心扉的惨败之后，“海防”的重要性，已经内化为一种对中国海、陆疆域形势的基本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