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的海军

　　中国的近代化从海防意识的萌发为起点，而其高潮，则是谋求建立一支船坚炮利的近代海军。

　　1874年因日本侵略台湾事件引发了海防与塞防之争。朝廷的衮衮诸公，尽管仍未摆脱传统的陆防观念，但海防和海军则得到了更多重视，创建一支外洋海军进入了具体的筹划阶段，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建立。

　　六年后，中国经营多年的海防、海军被推到了战争前线。为控制黄海的制海权，1894年9月17日，中国与日本进行了一场空前的大海战。

　　《纽约时报》驻上海的通讯记者如是报道：次年2月17日，一个雨雪交加的下午，日本联合舰队开进中国威海卫。李鸿章苦心经营20年的北洋舰队，黄海损失五舰，剩下的10艘舰被日本人占领。这场战争带来的变化，决定了这个王朝最后的命运，甚至影响到以后几十年的中国政治格局。

　　也就是在这场战争之后，身为李鸿章幕僚的姚锡光开始撰写《东方兵事纪略》，在此书中，他一再反思甲午之败的原因，最后，他将之归结为决策失误，将帅失和，而关于支撑海疆得失与海军成败的更深层次原因，他则无力为之。

　　《纽约时报》驻上海的通讯记者如是报道：次年2月17日，一个雨雪交加的下午，日本联合舰队开进中国威海卫。李鸿章苦心经营20年的北洋舰队，黄海损失五舰，剩下的10艘舰被日本人占领。这场战争带来的变化，决定了这个王朝最后的命运，甚至影响到以后几十年的中国政治格局。

　　海权勃兴

　　不仅仅是姚锡光，整个社会都在探寻战败的缘由，也即是在此后不久。中国人接触到了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这本出版于1890年的著作，成为数世纪以来，对海权理论讲述最清晰，最丰富的集大成者。马汉认为海权是统治世界的决定性因素，任何国家争霸天下，国内繁荣安全，控制海权都是先决条件。它的出版，造就了世界范围的海权热潮。

　　早在甲午战争之前，此书就以被翻译到日本，为每一艘兵舰上的舰长的必读书。此书对英国皇家海军实力的增长也不容忽视，一位英国海军将领略带夸张地说，“我们既不感谢保守党，也不感谢自由党，除了马汉之外，我们谁也不感谢。”

　　1900年，出版已经有10年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经日本留学生介绍到中国，在上海中文月刊《亚东时报》上以《海上权力要素论》之名连载。尽管只连载了两期，不啻于一股清风，令封闭多年的中国海洋观念为之一新。更多的中国留学生发现、接受了马汉的海权论。不少人认为甲午海战的失败，在于中国没有制海权。也是在此时，频繁来往中日之间的姚锡光也关注到这本著作，也令他对此前的反思有了更多考量。

　　在马汉的著作里 ,海权指国家对海洋的控制权，它的内容非常广泛，既包括国家在一定海域内的军事控制权，又包括国家所获得的以海洋为依托的商业贸易、交通航运等方面的优越经济地位，而不仅仅是中国人当时的一种狭义的理解，即认为按照当时国际法的规定，各国对其海湾和沿海岸线 3 海里之领海的主权。对中国这个海洋大国为何没有海权观念，也在马汉那里找到了答案。

　　马汉认为影响世界各国海权盛衰的主要有六大因素：地理环境、广袤的海岸线、领土大小、人口数量、民族性格、政府特质。在中国，无疑政府特质和民族性格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知识分子们也开始关注起这个陌生领域。1903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出版的中文刊物《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论太平洋海权及中国前途》一文，他认为太平洋海权问题是20世纪第一大问题，“所谓帝国主义者，语其实则商国主义也。商业势力之消长，实与海上权力之兴败为缘，故欲伸国力于世界，必以争海权为第一义。” 一篇刊载在1905年《华北杂志》第9卷名为《论海权》的文章，则认为海权的根本在于海军 ：“海外之殖民地，旅外之侨民，国际贸易之商业，往来运转之商船，皆恃海军以托命。”

　　留日学生筹办了《海军》杂志，在《海军发刊意见书》里，沈鸿烈非常赞同马汉的“国民商业之性质，为海上权力发达之原素”，“我国有史以来，素持农本商末主义……使人民醉死梦生于小天地中，直接为活跃取进、商务振兴之妨，间接为贸迁有无、航业发展之碍者，固为我民族受病之源。”

　　这个在大陆上呆惯了的民族，突然对海洋、海军、海权有了如此浓烈的兴趣，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刻认识得更加深刻。1909年11月，安徽高等学堂在本校发起海军义捐活动，然后联络本省各校，共议推广。结果，海军义捐活动不仅得到安徽省各界的大力支持 ,而且直隶各地和海外华侨也纷纷自发开办海捐，各组织、团体、个人争相捐款。海外华侨不但积极捐款帮助清廷重建海军，而且还自愿出钱，组织商舰协会，希望像马汉著作中所写明的那样：海权的发达需要一支强大的商业船队，以作海军的后备。

　　而政府也显示了对海权的重视。1907年，日本商人西泽吉次擅自闯入南海东沙岛进行开发。清政府在1909年派海军赴东沙巡查，并通过外交途径，恢复对东沙岛的主权。接着，清政府又着手对西沙群岛进行勘察，并计划进行开发。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人骏上奏说：西沙群岛“地居琼崖东南，适当欧洲来华之要冲，为南洋第一重要门户”，若果其荒而不治，非为地利之弃甚为可惜，亦非所以重领土而保海权。所以他建议清廷“悉心经画，

　　妥善布置，以辟地利”。在张人骏的倡导下，清廷设立西沙群岛筹办处，在勘察后，拟议了开办办法八条。

　　“善谋国者，应以敌之沿岸为第一道防御线，公海为第二道防御线，至于自国之沿岸则第三道防御线矣。战争而至于自国之海岸要塞为防壁，则公海之海权必完全落入敌人之手，其迫促之情可想。稽之战纪，几见有仅凭海岸要塞抗敌而能固吾圉乎？”发表在《海事》第3期上的这篇文章的看法则更进了一步，他把海疆防御线分为敌国沿岸、公海和本国沿海三道，在当时真可谓振聋发聩。即使是一百年后的今天，仍然是美国等国海军建设的战略指导思想，一个国家的海防线有两种，一种是看得见的国家海域防守线，一种是隐性的战略防御线，战略防守线越远离本土，本土就越安全(周益锋：《海权论的传入与晚清海权思想》)。

　　1907年的那个夏天，在练兵处忙碌的姚锡光肯定无数次地想起马汉。在他的海军复兴规划中，有一个空前的建议，便是设立一个“海军研究所”。这个研究所的任务，不是研究管理、驾驶，而是研究军事学术。“海军研究所为海军中、下等军官讨论学术之地，期扩新知，不封故步。”

　　从这一年开始，海防、海军、海权、海洋，在中国社会上下都形成了一种新的认识，也正是从此时开始，中国人开始了其艰难的重入海洋之旅。

　　两年后，肃亲王善耆依照姚锡光海军发展规划，提出规划海军教育、统编舰艇、开办军港、整顿厂坞，这年夏天，南北洋舰队归为统一，分巡洋、长江两舰队，萨镇冰任海军提督。多年来争论不休的统一调度问题终于解决了。1911年初，朝廷开始对海军军官授衔，此后，海军大臣载洵和美国贝里咸钢铁公司订立了借款造船合同，总额为2500万两白银，藉此发展中国海军……

　　然而，这一切都已经来的太迟了，在蹉跎了太多机遇之后，历史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从海防到海权、从理论到实践，中国人的海洋意识的成长与几十年间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过程如影相随，最终都步入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