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的工作就是在何根寿提供的基础上重新进行环境影响评价，预测水电站的建设可能对流域造成的变化，并为坏的变化寻找对策。“这份工作从2005年就开始了。”张东告诉本刊记者，他们一共为水电站的环境影响做了13个专题测试，包括水生生物、陆生生物、地方病、地质环境等，针对这13个可能遭水电建设影响的专题，鲁地拉水电站业主方需要付7亿元资金来找出问题并解决它们。

　　第一个专题是水生生物的评估。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员董棣也参与了鲁地拉水电站的一系列影响评估，并从2003年开始就对澜沧江上的一些水电站修建进行过考察。他告诉本刊记者：“一般说，修建水电站最大影响之一的是水生生物，因此每次有关水电站的环评讨论，如何解决鱼类的生存问题都是核心。”

　　修建水电站会因为拦河回流，将原来奔腾的流水变成静水，导致水温变化，因此可能影响一部分鱼类的生存。而水坝也会导致水流速度变缓，这对一些需要生活在急流中的鱼类不利。更重要的是，“流域中有一部分需要洄游的鱼类，有的鱼类洄游距离在一两百公里，围堰拦河会导致鱼类的洄游之路被截断”。牟广丰告诉本刊记者。

　　张东告诉本刊记者，关于鲁地拉库区的鱼类影响实验一共用了4年时间，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负责这个课题。实验范围上至金沙江中游流域的第四级阿海电站，下至中游的最后一级电站观音岩。负责评估的技术人员在每年产卵季节和枯水季节做两次实验，最后的结论是，鲁地拉水电站的建设不会对该流域的鱼类造成重大影响。

　　张东解释这个结论的由来：“整个长江流域，需要洄游距离最长的鱼类是中华鲟，它是洄游到金沙江下游。另一个鱼类的洄游点则在宜昌，那里有一块回鱼石。而鲁地拉水电站所影响的流域区内，洄游距离最长因而受到影响的鱼种是草鱼，这是一种常见的品种。”

　　针对这类鱼的保护，张东他们用了国外通行的人工捕捞过坝和人工增殖的办法。在永胜县涛源乡建设鱼类增殖站，进行野生亲本捕捞、运输、驯养，实施人工繁殖和苗种培育。“而且拦河建坝后，水库也不全是静水，库尾会有一段比较急的水流。”

　　至于水温对鱼类的影响问题，张东说，由于计划在金沙江中游修建的第一级水库库容巨大，是整个金沙江中游八级水电群的龙头水库，拥有巨大的调节能力，因此以下的7个水电站都是日调节水库，“水库每天换水，因此对水温影响不大”。

　　鲁地拉水电站所处的金沙江河谷为干热河谷地带，这类地质带的特点是“热量丰富，但水分缺乏，因此河谷沿江地带不长枝叶繁茂的乔木，而以低矮的灌木为主，颜色多为黄色”。张东告诉本刊记者，“蓄水形成大水平面后，还可能对该地区的局部小气候有改善”。

　　而环保部环境影响评价司有关负责人在提到水电站停建时，告诉本刊记者：“我们不仅要看项目建设，还要看全过程。”水电项目要过环保关，不仅要看大坝建设，“还要看截流、蓄水、运行等多个环节”。

　　鲁地拉水电站刚完成截流。张东告诉本刊记者：“这个阶段对生态影响并不大。如果说有影响，是在水库初蓄的时候，需要8小时才能把水蓄满，这时可能出现下游断水。但我们已经做了很多措施。投资500多万元，修了生态放水孔，主要目的是保证不断流，水生生物可以自由进出，还要不影响下游攀枝花的用水。”

　　“我们按攀枝花市的取水断面做了测算，如果保证350个流量，攀枝花的大多数取水孔可以取水。达到471个流量的时候，攀枝花的所有取水孔都可以取水。最后的设计决定是放400个流量，再加上支流汇入20多个流量，足以满足下游的正常用水。”

　　张东告诉本刊记者，所有的环境评价项目都做了长时间实验，还有的专题以10∶1的比例缩小进行中试实验，来测试水电站建成后对流速、流量的影响。一位参加过鲁地拉环境影响评价研讨会的人士也告诉本刊记者，每次开会，环评部门的资料都是用手推车推出来的。

　　何根寿和张东不仅代表着金沙江水电开发的两个时期，还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开发体制。何根寿当年的经费来源于“财政部以事业费名义每年划拨的3000多万元”，而张东的经费来自于业主华电集团。张东告诉本刊记者，业主方为解决环境影响已经投入了7亿元资金。毫无疑问，对电站建设方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成本。

　　但信任危机也由此而来。包括长江水利委员会官员在内的一批政府部门认为，业主出资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没有公信力。而另一方面，由于在电力体制改革中，水电开发已经下放给市场，开发商无法等待新一轮《长江流域综合规划》的缓慢编制。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水资源保护局前局长翁立达是编制新的《长江流域综合规划》的呼吁者。他对本刊记者解释说：“电力部门有钱，他们有钱做电力项目的规划，这类规划牵涉到的关键部门是发改委，只要发改委点头。《长江流域综合规划》说起来也是发改委的任务，但是排在电力项目规划之后。长江委修订《长江流域综合规划》的经费很长时间得到不落实，发改委迟迟未批，直到2006年才安排下来，就是2007年、2008年、2009年3年完成。”而四大电力集团的另一名官员则向本刊抱怨：“在水电价格严重扭曲的情况下，国家大水电既要为环境买单还要领罚单，那些地方政府的水电站无视环境，反倒成了中间的投机者，照常生产。”

　　金沙江水电开发成本

　　除了环境支付，金沙江水电开发的另一笔成本来自移民。2008年公布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草案代表了未来对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新方向。条例中提到，不仅要评价规划实施的环境效益，还要评价与之相关的社会效益。从2003年起，董棣就在从事这样的工作。

　　云南的水电建设一直争议不断，除了是否影响云南的景观和环境，另一个争议焦点就是居住在沿江深山峡谷地带的贫困的原住民们，是否会因为水电站的修建被剥夺生存资源而“二次受害”。

　　董棣曾在2005年就对原澜沧江上游“一库八级”水电站规划，做过涉及社会影响的公众参与调查工作，积累了较多的调查公众对修建水电站意愿的经验。2007年初，他接受了西北勘测设计院的邀请，为鲁地拉水电站做社会环境影响评价，“内容包括当地老百姓对修建电站的看法，对补偿的要求等等”。董棣告诉本刊记者。

　　评价过程是一场精细的田野调查。“首先要做功课，搞清楚一个村子在一个流域中的经济状况是好还是坏，了解他们的房屋面积，耕地状况，粮食种类，养猪放牧的数量等等。”董棣告诉本刊记者，这些事先功课可以让他在实际调查时判断农民对修建电站的意愿以及提出的补偿要求是否符合实际。

　　董棣对鲁地拉库区的老百姓的初步印象是：因为交通闭塞，大多生活贫困，当地的主要作物是包谷、甘蔗，村民实物收入很多，但货币收入很少。人均年收入约3000元，只有全省人均年收入的一半。

　　有了这些准备。2007年4月，董棣组织了十几个人的调查队伍，带着睡袋，开始沿着鲁地拉库区沿江约100公里的范围边住边走，进行问卷调查。约615户当地居民填写了问卷，回收有效调查问卷609份。”董棣说，“鲁地拉库区受影响的约2.4万人左右，按4人一户算，就是6000户，调查比例约占1/10。”

　　问卷设计的内容包括“是否了解电站，电站和你生活的关系，可能对生活造成的影响，你对建电站的看法”等等。由于2007年云南省政府对集体林权开始改革，云南农民的土地种类包括耕地，放牧地，林果地，畜牧等等。问卷中则要体现这些农民财产的种类，以及它们可能在电站中遭到的损失。

　　鲁地拉电站的淹没区是上游的涛源、朵美、中江。在地图上，涛源在一片绿色中，朵美和中江的沿江绿色渐少，鲁地拉周围则是一片黄色。董棣告诉本刊记者：“绿色代表平原地带，涛源处在江边的小河谷地带，相对富裕。朵美和中江是丘陵地带，土地以江边的台地为主。而接近鲁地拉建坝的地方则是崇山峻岭，人烟稀少。”

　　问卷发放的社会范围，主要围绕淹没区，分迁入区公众、迁出区公众和其他公众。每个地区的人因为经济程度不一样，受到影响的方面也不一样，要求也千奇百怪。“原本是丘陵地带的江边居民，需要移到涛源山脚下的村落。迁入区的居民是以种番茄、辣椒、花生等农作物为生，并且在当地一带小有名气。因此他们在问卷中提出害怕江边比较穷的老百姓搬到他们区域后，跟他们种一样的作物，而且由于本来就穷，卖价可能更低。”